话题：9月19日，郑州南阳路与黄河路口西北角，一名老人趴在地上，头上和脸上流着血，看样子十分痛苦。现场市民担心被讹惹麻烦，都不敢轻易靠近。纷纷拿起手机拍照，称以相互作证，老人是自己摔倒的。拍照作证后，才开始拨打110和120，一些爱心市民也走到跟前进行救助，拿着卫生纸为老人擦脸上的血迹。（9月20日中国广播网）

  Ａ

  “先拍照后救人”

  无损救人本质

  张玉胜

  近年来，“扶不扶”已成为备受社会关注和让人颇为纠结的沉重话题。尽管争议中不乏对跌倒老人“必须扶”的道德吁请和行为力挺，但“共识”之下却未必有“共为”。毕竟现实生活中不时上演的“讹人”案例，还在蹂躏着人们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爱心，不断制造甚至固化着人们的踌躇与困惑。鉴于“欲干不能欲罢不忍”的两难语境，“先拍照再施救”，或不失为走出“扶不扶”困局的智慧之举。

  老人跌倒了，上前扶一把，原本属人类同情弱者怜悯本能驱使的举手之劳，如今却成了需要思虑再三的一道难题，甚至极有可能酿成出力不讨好、救人反被讹的风险之事。究其原因，也许不能将其简单地归咎于人们的冷漠与无情，社会成员之间缺乏基本信任才是问题根本症结所在。先拍照再施救的行为初衷，就是为了获得“证据”、规避“风险”，为构建人际间的信任关系，奠定“眼见为实”、“立此存照”的事实基础。

  与“人之初性本善”的道德良知同理，趋利避害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人性本能。尽管与不假思索和毫不犹豫的急公好义相比，“先拍照再施救”的确不无谨防被讹的心理隔膜痕迹，但何尝不是出于自我保护本能的人之常情？较之于爱心泯灭的“不想扶”和心存疑虑的“不敢扶”，“先拍照再施救”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其不是惧怕于好心遭恶报而畏缩不前的消极观望，而是主动规避风险的积极搀扶。其程序的可理解和结果的正能量值得肯定。中国古代就有“先小人后君子”之说，“拍照后施救”或可成为对既帮助别人又不伤及自己的理性考量。

  “先拍照再施救”，一个看似小心翼翼地折中选择，其破解“扶不扶”困局社会效应，却是显而易见。对于目击者，它不失为一种镜鉴：面对跌倒老人，“扶”是必然的，可以存疑虑，但不可不作为；对于被扶者，它不啻一种警示：搀扶跌倒老人，人们是有顾虑的，别让被救者的无意误解与有意讹诈，凉了亟待救赎的爱心善意；对于施救者，它相当于一种解脱，手机拍照不过须臾之间，不会耽误救人，“证据”在手，不必担心被讹。

  “这人倒了咱不扶，这人心不就倒了吗？人心要是倒了，咱想扶都扶不起来了。”春晚小品《扶不扶》的落幕结语，寓意深刻，发人深省。解困“扶不扶”需要人心向善的道德治本，但更需要从我做起的点滴积累。相信由“先拍照再施救”智慧式救人多多益善的量变累积，迟早会带来最终走出“扶不扶”迷局的质变飞跃。

  B

  “先拍照后施救”

  是一种道德尴尬

  贾志勇

  扶老携幼，向来是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遗憾的是，这一其乐融融的情形，除了亲人之间，在陌生人身上，注定是难以寻觅踪迹了。老人跌倒之后没人敢扶，要先拍照取证，这无疑是一种道德尴尬。

  当然，对于“先拍照后救人”，争议是不可避免的。比如，有人认为，先拍照的话，很可能耽搁了救治的最佳时间；也有人认为，讹人只是小概率事件，没有必要放大……虽然这些说法都很有道理，但在现实面前，这些都很脆弱，也都不靠谱。哪怕十个扶人的人只有一个被讹，对社会的负面影响都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谁都害怕自己成为十个人当中的那一个。而眼下“先拍照再救人”的办法，显然是无奈之下民众智慧的一种发挥。

  但是，我们扶老的善意，实在不该通过拍照取证，或相互证明来呈现，而应该依靠法律来托底，让充满人性、鼓励善意的法律来提供出口。起码，当没有足够证据证明搀扶老人者是撞人者，或证据模糊的情形下，应该对搀扶老人者，予以罪责豁免。

  此外，社会应该建立救助跌倒老人慈善基金，医疗部门也该提高对跌倒老人经搀扶者送医诊疗的费用报销比例，这不单单显现鼓励社会人群搀扶老人的善意，同时更是对社会整个老人群体就医适当减免费用的善意。

  如果不能从法律上保护、鼓励搀扶老人的善意，那么我们的人心才真的要“跌倒”，而永难“扶起”。搀扶老人、老人跌倒要不要扶，居然轻易检验了我们的世道人心，是文明社会之耻，冷漠、犹豫居然逼退我们的善念和善心，人人望而却步，一个社会注定乏善可陈，不可救药，不堪一击。

  当法律与制度无法给公众上安全闸，公众“先拍照后救人”的策略，则相当于是加了一道自助险。这样的举措，与没有救人相比，值得肯定；但与义无反顾地救人相比，又略显不足。基于此，老人跌倒无人扶、扶老人遭讹诈之类现象，实在该引起重视，并通过法律得到有效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