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建民
8月2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刑法修正案（九）草案，这标志着第九部刑法修正案正式成为法律。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中增加了第五款，“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袭警”行为单列出来，必将会有力地保护民警的执法权益，维护国家法律的权威和尊严。
近几年，袭警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打的就是警察！”这句话在袭警事件中尤其刺耳。现在的社会已经步入信息时代，一起袭警事件的发生会被炒得沸沸扬扬，但是却不妨碍袭警事件的持续发生，这种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据统计，2010年，全国因暴力袭警造成7000多人次的民警受伤(包括重伤、轻伤)，2013年，这一数字猛增到12000多人。2013年，全国查处的侵害民警执法权益案（事）件达近万起，其中受伤民警近8000人，牺牲20多人。2014年，全国因暴力袭警造成1943人次的民警受伤，其中因围攻殴打造成民警重伤12人，轻伤259人，因执法执勤时遭遇暴力袭击造成重伤110人，轻伤1541人。
袭警案件高发多发，其原因是复杂的，既有转型期社会矛盾增多、群众守法意识不强等社会原因，也有公安内部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法律保障不到位。笔者曾在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工作过，有大量活生生的案例，警察在执法中牺牲或被殴打致伤致残，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在基层执法工作中，对妨害民警执行公务的行为，目前一般按照妨害公务或阻碍执行职务行为处罚，将民警执法治暴等同于一般政府公务人员执行职务；民警受轻伤以上或死亡的，按照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罪处理，将民警等同于一般受害群众，没有充分体现警察职业的特殊性和危险性。对侮辱执法民警的处理，与侮辱普通公民案采取同样的方式方法。加上对无理取闹、言语威胁和诬告民警的行为处理困难，使得妨害警察执法的行为成本过低。这种行为不仅造成民警伤害，更是对公安机关执法权威的挑战、对国家的法治权威和尊严的践踏，最终将会破坏社会公共秩序。因此，在刑法中单设“袭警”条款，让处理袭警行为法有可依，既补充了处理袭警行为的法律空白又有效打击了袭警行为，既能有效遏制袭警事件的攀升，又能维护国家权威和法律尊严。
“袭警”行为单列，就是要提高袭警成本，遏制袭警事件上升。从我国处置袭警行为的法律看，我国法律对袭警行为的量刑幅度明显偏轻 ,这就造成不法分子袭警成本过低。袭击警察和袭警普通人一样的结果，加上抓住警察不敢还手的“弱点”，不法分子将更加肆无忌惮地伤害警察。过于宽松的处罚，不仅遏制不了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更不利于警察执法权益的维护。刑法明确规范 “袭警”行为后，处罚袭警行为将有法可依，让准备实施袭警行为的不法分子心里产生畏惧，不敢冒然对警察采取偏激行为，高昂的袭警代价让其只能选择和平的方式解决矛盾冲突。
“袭警”行为单列，就是要保障警察安全执法，维护国家法律权威。妨害警察执行公务的袭警行为，不仅是对警察权威的挑战，更是对国家和法律权威的挑战。也就是说，维护警察权威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国家法律的权威。警察是法律的执行载体，法律是警察的执法保障。“袭警”行为单列，就是让警察在执法中给予必要的法律保障，为警察执法保驾护航，让执法活动顺利实施。
“袭警”行为单列，就是要完善法律体系，实现依法治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公安机关鼓励人民警察“文明执法”、“人性化执法”，要求“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以此来缓和警民关系。但是在倡导依法治国的今天，“打不还手”实质上违背了法治社会、依法治国的理念。这种让警察无条件的退让与容忍，实际上是对国家法律的挑衅和践踏。因此，真正的法治国家是让法律来调节行为、让行为来遵守规范。单列“袭警”后，让警察和广大群众都回到法律的层面上，让法律来裁判对错，这才是法治国家的体现。
刑法明确单列“袭警”行为，必将让警察执法行为得到更好的法律保障，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处警中，由于个别警察业务素质低下，对现场形势判断失误，出现了权利滥用现象，譬如发生在太原的王文军事件，民警为了控制现场形势，罔顾纠纷当事人的生命，当他将周秀云踩在脚下的时候，其实也是将法律的尊严践踏在自己的私欲之下。这反映了我们民警不懂得何时使用何种方法进行自我防护的问题。因此，我们应该加强日常实战培训，不单单从理论上讲解，不单单看谁射击命中率高，而应该进行模拟实战讲解，规范警察的执法语言、动作。贴近实战的培训，才能让我们的民警处乱不惊。同时，我们通过法律条款的方式，制定详细的警察使用武器、警械规定，明确警察使用警械的具体条件、程序等事项，防止警察权的扩张和滥用。
当前，我国袭警事件频繁发生和警民关系紧张的局面，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这其中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错综复杂。欲根治积垢，必须依靠不同手段、不同措施，多方发力、综合治理。刑法修正案九将“袭警”单列出来，必将更好地起到震慑和预防犯罪的作用。
（作者系邯郸市公安局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