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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永学
据《法治周末》9月12日报道，自2007年算起，5年来，全国共有37座桥梁垮塌，致182人丧生，平均不到两个月就出现一座“夺命桥”。在官方的回应中，除杭州钱江三桥塌陷承认“存在质量缺陷”外，其余均对质量问题回避，专家组所出具的事故调查报告罕见被公诸于世。报道指出，对其中24起桥梁事故调查发现，可供查询的行政问责仅有3起。
读罢这则报道，让人愤懑，更让人无语！8月24日，通车不到一年的哈尔滨阳明滩大桥引桥发生整体垮塌事故，时至今日，事故调查报告仍未出炉。桥梁垮塌事故一起接一起，除了客观原因，难到没有人为因素？
且看桥梁建设从施工到验收的过程。据专家介绍，中标单位对工程进行分包，分包者再进行转包。通过层层转包，到了最底层的包工头手里，超低的报酬，会直接导致施工质量降低。工程监理应依法对工程质量等进行监管，但是，我国目前监理总体素质较差，临时聘用无资质监理人员的现象比较普遍。而质检验收，非重大桥梁不会做荷载试验，一般只是做外观试验，验收在一定程度上趋于形式。
造桥修路惠泽于民。但是，做工程不能只凭承包商的良心。所以，我国的《建筑法》等法律法规，明令禁止工程转包、工程监理业务转让等，对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管责任也进行了明确。只要执法者严格监管，因质量问题引发的事故在很大程度上就能够避免；只要依法追责，在事故处理上，政府就用不着遮遮掩掩。
但是，目前的实际情况是，质量事故发生后，往往把追责重点对准具体施工方，而经过层层转包，包工头查找起来几成难题。于是，就出现了追溯难、问责少，对舆论监督，政府用沉默回应，以期通过冷处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至此，桥梁事故频发的根源已经显而易见，就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尽管违法行为存在于多个环节，但问责的首要对象不应是包工头，而应该是政府职能部门。因为政府职能部门是法律法规的执行者，也是监管最给力的环节。一系列问题的发生，根本原因是执法不到位。政府职能部门和执法人员除了渎职失察，背后还可能存在着收受贿赂等犯罪行为。
一座赵州桥，经历1400多年风吹雨打，依然完好无损。在频频垮塌的桥梁事故面前，拥有现代造桥技术的建设者和管理者，难道不感到脸红、羞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