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胜利

    1947年，我出生，父亲入党。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带领青年支前小分队参加支前工作，送给养，传情报，参加战地抢救等等，冒着枪林弹雨，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默默无闻的贡献。

    1951年，新中国百业待兴，父亲应招去北京市铁路局建筑工程处当了工人。三年后，我们全家也迁居北京。

    从入学那天起，父亲就经常教育我们:在家要当好孩子，在校要当好学生，多学本领，长大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

    1959年国庆十周年大典，我有幸成为北京市西城区少先队员代表，加入到全市少先队方阵，随着哨令变换着两手不同颜色的花束，在天安门广场组成图案及标语，接受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那天，父亲送给我一支他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奖励的金星钢笔，从他的眼神里，我读懂了父亲对儿子的殷切期望。从此，我更加努力地学习，越来越受到老师的喜欢和同学的羡慕。

    1962年，父亲从武汉铁路干部学院进修归来即将就任资料科科长时，党中央发出了党员干部回乡支援农业第一线的号召，他立即向单位递交了回乡申请，并在当天的家庭会议上说：“当年我来北京是新中国建设的需要，现在回乡支援农业同样是国家的需要。咱做人要讲良心，不能只顾自己，不顾他人。一事当前，必须要先国家后小家，先集体后个人。”母亲听后点了点头，因为她知道，父亲认准的路，九牛拉不回来！问到姐姐和我，我们的回答异口同声：“我们听爸爸的！”殊不知，当年姐姐正在铁路一中读初三，我在西城区四十四中读初二，如果留京继续求学，单位会发给生活费和助学金，直到分配工作。但父亲不愿再给单位添麻烦，毅然带领全家回到了原籍任丘南畅支村。

    回乡后，我们糠麸、棉籽、野菜全尝到了，还经常吃了上顿愁下顿。第二年听说有些人回乡后吃不了那份苦又回了原单位，无奈的母亲看到了希望，劝父亲再回北京，父亲却一笑了之。

    后来，在村党支部的安排下，父亲接任了一个生产队长， 一干就是三十三年。 这期间，除了自己操心受累，全家人跟着他讲风格，亏要抢着吃。

    1995年，年过七旬的父亲卸任之后又干起为村民收发信件、管理自来水和广播等杂活，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十年如一日尽职尽责地为村民服务，直到2005年谢世。

    父亲的葬礼轰动了全村，送葬的村民队伍长达数百米，开创了小村之最。

    父亲的一生平平淡淡，从未有过轰轰烈烈，但他却因平凡而伟大，因清贫而富有。他没给儿女留下万贯家财，却用毕生的言传身教为儿女树立了榜样，在儿女心中奠定了一座不朽的丰碑。这无价之宝，足以让子孙后代享用不尽。

    （作者单位：任丘市交警大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