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恩忠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沧州火车站西边有一排低矮的房子，房前整齐地排列着一长溜二等车，那就是沧县二等站。那时各公社还不通公交车，村村之间都是土路，二等车就是比较先进的交通工具了。

  二等车是铁驴自行车改装的脚蹬车。在铁驴自行车后车架上固定好一个小座椅，有扶手，垫上软垫子，两边挂上竹拍子（可以载东西，也防夹脚），左边加一个脚蹬梯，便于上自行车座。铁驴自行车顾名思义，就是驮人的铁驴，是用钢管焊成的自行车架子，比轻便车架长，能负重，后轮车辐条是用8号粗条，车后圈都是“黑老虎”，又厚又宽不镀光，车胎也是加厚3—4层普丝，载人载行李驮上二三百斤不抖不颤。那时出差、出门、走亲访友能坐二等车也是很风光的。但那时乡村没有柏油路，都是土路，让铁瓦车轧成两道车辙，很难骑车，二等车又不能遮风挡雨，赶上风雨天、冰雪天，就是推也要把客人送到家，对蹬二等车的人说是很辛苦、很劳累的苦差事。

  记得我第一次坐二等车，是1960年中秋节后，那年我刚11岁，考上了初中，因生活困难学校被停办了。当时都吃不饱，就在家里挖野菜、撸草籽来填饱肚皮，因此我长得很瘦弱。有一次，母亲在村边河里打了鱼煎好，让我拿去天津看父亲，顺便检查一下身体，看看是否有病。那时家里没电话，就提前写信告诉父亲我中秋节去天津。到医院检查后，发现原来是吃野菜草籽吃的肚子里长满了蛔虫，医生说：“孩子身体太弱了，是生活质量差加上蛔虫所致。”我吃了药后排出蛔虫，身体就恢复了。

  回家时，父亲把我送上公交车，告诉我到天津火车站下车等他，自己骑自行车到天津火车站，再把我送到火车上，告诉乘务员到沧州站提醒一下。下了火车，我就找到那排小矮房子的二等车站。当时二等车站属公私合营单位，很讲信誉，不漫天要价，有统一的收费标准。从沧州到李天木公社小田庄30里路，站长说一个小孩子又没行李就要了一块钱。我说：“我兜里没钱，送到家，家里人给钱。”其实我是带了钱，怕人家收了钱送不到家。那蹬二等车的师傅很高兴就揽下送我这个瘦小孩的差事，坐在二等车上，土路有点颠，很滑，土路中间是两道深深的大车辙，便道也很陡，不小心就会扎进田地里，那蹬二等车的师傅总提醒我：“坐稳了，别颠下来！”那年雨水大，沿路的庄稼都泡在水里。道路很泥泞，有时泥塞满了车子，那二等车师傅就下来用棍剜泥条，他时不时下车，又怕把我摔着，也累得汗流浃背。把我送到家，奶奶见大孙子自己回来的很高兴，就多给了师傅两毛钱，那人还推脱一番。母亲也热情地留人家吃饭，那人说：“我还可以再赶趟活儿呢。”他用手抹了把头上的汗，我看到那人脸上还有泥道子，母亲给他拿了毛巾，他擦了擦就走了。再后来，我的一个同学没上中学就蹬二等车了，听说一天能挣10多块钱，很让人羡慕，也很让人惋惜。

  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孙子又到了我那时的年龄，上学还要接送，更甭说让孩子自己出远门坐火车、雇二等车了。如今到处都是喧嚣沸腾的车水马龙，风险无处不在，安全问题成为人们的担忧。

  回想起第一次坐二等车的事儿，仿佛就在昨天，总难忘怀，那是一个时代的印象和缩影。

  （作者单位：沧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