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永贤

  张氏帅府博物馆，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坐落在沈阳市沈河区朝阳街少帅府巷46号。始建于民国尚在襁褓中的1914年，总占地面积5.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帅府大门之南，是一片开阔场地，中央树有少帅张学良的戎装塑像。塑像工艺精致，栩栩如生。抬头望去，这位伟大的爱国者似乎仍在心系国事，英姿勃发地瞻望着祖国更为美好的未来。距塑像南约30米，是一道硕大的汉白玉影壁。影壁正中竖雕着“鸿禧”两个醒目大字。与此影壁相对的北面便是帅府正宅了。这是一座三进五间一层的四合院，每一进两旁都有三间厢房。这两厢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的前房山与正房山相齐。这样不仅正房的阳光不受遮挡，院心还宽阔了许多。所以能够栽植一种名为“东北梧桐”（即梓树）的大叶树，陪衬得整个院落幽静而肃穆。

  帅府头道大门两边镶有对联。上联是：关塞仗金锋屹甲千城万里；下联是：海外接半壁昭泽三省六州。横批为：宏开塞外。口气不算太大，但也足以显示了当时张作霖称王塞外、问鼎中原的勃勃之心。

  二道大门的门楣横匾，是当年拥戴张大帅的富豪乡绅们恭赠的，上书“桑梓功臣”四个大字，以彰显他剿匪卖力，保安有功。

  说道剿匪，人们不禁要问，张作霖本身不就是红胡子出身、纯粹的土匪嘛。这个问题，他的嫡长子张学良作了如下回答：“眉清目秀被传为满脸横肉；我行我素被说成一身匪气。两个月的土匪经历，让他背了一辈子黑锅。其实，我父亲不是土匪。”这种结论，从郭俊胜编著的《走进大帅府 走近张作霖》一书中可以得到详尽证实。

  张作霖当了多长时间的土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一生的政治抱负和作为。作为一个出身于柴门筚户、以走街串巷摇着“拨浪鼓”叫卖针头线脑的货郎子来说，他拥有极为复杂的生活经历、较为复杂的政治态度和颇具传奇色彩的家庭生活。他对于日本关东军的横行霸道，是坚决抵制的，对日本政府对东三省步步紧逼和无理要求，是极为厌恶并以冷漠相对的。但从1902年接受了清政府的招抚以后，随着野心的迅速膨胀，他机关算尽，一路拼杀，为所欲为。对自己需要的人，不惜拉拢、收买之能事投靠自己，壮大实力；对有碍于自己的人，则心狠手辣，不择手段，予以铲除。

  俗话说：好马在腿上，好汉在嘴上。张作霖那张能说会道、敢夸敢骂的嘴帮了他的大忙。再加上他敢打敢拼，终于一路攀升。由“奉天王”到“东北王”，再由“东北王”进京，当上了海陆军大元帅，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最高宝座”，达到了人生的顶峰。

  他在与日本人为敌的同时，也极力反对共产党。与蒋介石一南一北，共同举着反共剿共和谋杀进步人士的屠刀。邵飘萍，是民国初年著名的进步报人，他所创办的《京报》被誉为“承载中国报人光荣与梦想”的报纸。他不只笔锋犀利，敢骂人会骂人，骂那些军阀、政客争权夺势，祸国殃民；还坚持“公平真确”的办报理念和方针，不依附任何权势集团，独立地发言、独立地报道，做民众的真实口舌，反映民众呼声。他为《京报》的题词是“铁肩辣手”，这与李大钊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颇为相近。就是这样一位进步知识分子，因为一篇文章得罪了张作霖，便引来祸端。1926年4月26日，张作霖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之罪名，将邵飘萍枪杀于北京天桥东刑场。临刑前，这位大义凛然的文化名人，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然后仰天大笑，从容就义，年仅不惑。

  时过一年，1927年4月28日，距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仅仅十六天，上海等地的血腥气味激活了张作霖的嗜杀本性，他把屠刀同样伸向了北方的共产党人。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中唯一的北方人，北大的著名教授，张作霖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向他开刀。1927年4月6日，张作霖的军警从苏俄驻北京使馆，逮捕了以李大钊为首的35名共产党人和16名使馆工作人员。三天后，北京《晨报》发表消息称：“闻李大钊受讯时，直认真姓名并不隐讳。态度甚为从容，毫不惊慌……李被捕时，身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位共产党领袖气概。”同日，《世界日报》也刊发出消息说：“李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满脸胡须，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称马克思学说崇信者，对于其他一切行动，则谓概不知晓。”

  4月28日，李大钊就义前，从容地第一个登上了绞刑台，并作了慷慨激昂、催人奋进的长篇讲话，高呼着“共产党万岁”就刑牺牲，年仅38岁。

  张作霖的手上沾满了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鲜血，同样“罪不可恕”。

  进了二道大门以后，便是三层正房。每层正房都和普通民宅近似，东西两面为住室，中间是过堂屋。头层房的东屋是张作霖的工作室，当中放着一张东西走向的办公桌，桌子后面有他的坐姿塑像，两扇门框有对联，上联是：书有未曾经我读；下联是：事无不可对人言。这倒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他读书不多，说话坦直的性格。西层是张作霖的侍卫，负责他的安全。

  二层西屋住着张学良和于凤至，对面东屋是张作霖二夫人卢氏的居室。张学良11岁时，生母赵氏病逝后，卢夫人便成了他最为亲近的人，尊她为生母，她也视为己出。1974年卢夫人病逝于天津。

  三层房的西东屋分别住着大帅三夫人戴宪玉、四夫人许澍旸。张作霖的六位夫人共生育了八男六女，十四个子女中只有一个共产党员，即海军参谋长张学思，其生母就是许澍旸。她与戴宪玉于1906年的同一天被两顶花轿抬进大帅府，成了别具风范的四夫人。她出身贫寒，上进心强，嫁进帅府，硬是要求张作霖让她进了奉天女子师范。她生有两子两女，教子有方。丈夫被炸逝世后，她一直住在府内，“九一八”事变后，迁往天津。“七七事变”后去了美国，与另外三个儿女生活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后，她毅然回国，住在北京。1976年病逝，享年88岁，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与“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长子张学思隔墓相望。

  三夫人戴宪玉生得花容月貌，步履轻盈。笑起来两个酒靥，男人见了回头率很高。她十几岁出嫁为人妇，公公是北镇县的扑盗班头。婚后未育，苗条身材依旧。一个偶然机会被张作霖撞见，便被强娶回来，投入了他的怀抱。那扑盗班头觉得送儿媳出嫁太没面子，曾婉言相拒。张作霖蛮横地说：“我想办的事，还从来没有办不到的。”于是，拿出2000两白银送那班头，命令他：“让你儿子拿着白银远走他乡。”戴宪玉没有了丈夫，再嫁便顺理成章了。她在帅府生活了十年，没有儿女。后来因弟弟闯祸而失宠，竟悄然离府，进了奉天城南一座尼姑庵，削发为尼。一年后，伴着青灯黄卷，魂断寂中。

  在三层正房的东面，有个小门。门外是人工堆砌的假山隧道，人可直立行走。出了隧道东望，是南北两座青色楼房。北面的地上三层、地下一层，称之为大青楼。一层叫作老虎厅，供张氏父子办公；二楼是少帅夫妇的寝室；三楼为宴会和舞厅。地下室住着卫队，荷枪实弹，负责帅府保卫。

  南面一座为两层的小青楼，专为张作霖所宠爱的五夫人寿懿居用。五夫人是满族人，姓袁，是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的第九代孙女，小张作霖23岁，人称帅府二把手。她母亲姓王，曾随母姓取名为王雅君。这位寿夫人不仅容貌清丽、楚楚动人，还比其他夫人聪明干练，脾气平和，善于协调各位夫人之间的关系，宽待下人，在帅府口碑甚好。张作霖多与她住在一起。直到1928年6月3日他在从京返奉途经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成重伤后，仍把他抬进小青楼。张作霖临终前曾留下三句话，一是“此时日本人阴谋无疑，我的命已难保”；二是“惟宜严守秘密，不使外人得知”；三是“召小六子（张学良）回奉主持政事，希望众人辅助小六子。”帅府上下和奉天政界，严格遵守大帅遗言，对他的逝世人人守口如瓶，秘不发丧。日本人千方百计窥探张作霖的生死秘密，一方面用望远镜观察小青楼的动静，一方面三番五次派领事和其他官员的夫人，到小青楼造访寿夫人。

  寿夫人对丈夫的遇难身亡十分悲痛，但为了保密，她一直浓妆艳抹，满脸带笑，送往迎来。并命下人不时为“大帅”送水送药，按时送菜送饭，没有丝毫纰漏。这就让日本人相信大帅只是受了轻伤。张学良化装悄然回奉，不致使奉天乃至东三省群龙无首，社会动荡，给日本人插手东北政事以可乘之机。

  直到6月19日，东北临时保安委员会正式成立，公推张学良为奉天军务督办和东北临时保安会委员长，东北军事政治集团有了新的领导核心，政局稳定，社会秩序良好，才于6月21日公布了张作霖因伤势过重，不治而亡的消息。

  这秘不发丧的17天，让虎视眈眈的日本关东军，无法寻衅滋事，制造侵华事端，使得一触即发的危难局势，化险为夷，拖延和改变了日本武力侵华的时间表，直到三年以后才爆发了“九一八”事变。

  张作霖的六夫人马岳清，1905年生于河北献县一个雇农家庭。她嗓音好，喜欢唱戏。十五岁那年因家里遭灾贫困，父亲把她卖给了戏班当艺徒，十八岁在天津天宝班被张作霖看中，但碍于他与五夫人寿懿情深意笃，不敢娶她进门。寿夫人看出了丈夫的心事，便亲自到天津戏班把马岳清接回奉天。张作霖喜出望外，但因马是戏子出身，不好给予夫人名分，寿夫人又出面解围，让马以丫鬟名义，住进了她自己花钱买的一幢小楼里。马岳清住进小楼以后，天公作美，张作霖的政治生涯顺风顺水，一路攀高。先是打胜了第二次直奉战争，接着问鼎中原，进京做了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称她为“福星高照”，曾带她到南苑阅兵。这是他六位夫人中唯一获此殊荣的人，她生有一女名怀敏。1928年6月3日，张作霖乘火车由京返奉时，她一直陪伴着心神不安的丈夫打麻将，做他的“定心丸”和“护身符”。在皇姑屯爆炸事件中，她也受伤倒在血泊中，在医院得知丈夫的死讯后，悲痛万分。当时她只有23岁。但心已死，情已尽，无意再嫁。她把自己交给了寿夫人，先住在天津，1948年去了台湾。两人一直情同姊妹。1965年病逝，终年60岁。    （上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