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平

  车兜，流行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其实就是搭在自行车大梁上的两个小布袋，用来装杂物，摘下来放在肩上也叫“钱串子”。父亲的自行车骑了40多年，车兜也补过很多补丁。在童年的记忆里，车兜是我的最爱，因为那里总装满了好吃的，只要见到父亲，我们兄妹便冲上前翻车兜，每每这时，父亲就笑得合不拢嘴儿。

  父亲是1947年参加工作的离休老干部，新中国成立前打过游击，当过民兵，新中国成立后做过教师，组织干事，公社书记等职。父亲一生憨厚朴实，任劳任怨，大部分时间是在农村基层工作，是全县出了名的老黄牛干部。

  那时家境贫寒，我们兄妹六人，全指望父亲的30多元工资养活，主要饭菜就是高粱饼子，红薯窝头，白菜萝卜，一年也吃不上一顿荤菜。有一年冬夜，下着小雪，父亲刚进家我就醒了，母亲一把没抓住我，我就不顾冬天的冰冷，光着屁股跑了出去，一手插进车兜翻腾起来。果不出所料，翻出了一个罐头和两个白面馒头。进屋后，把罐头扔进被窝里，双手抱着馒头就啃。母亲一把夺下来喊道：“都成冰疙瘩了，凉死你呀！”然后拿到炉火上烧烤。烤热的馒头冒出了香味，不等烤透，我就再也忍不住了，急着要吃，母亲只好一层层的剥皮给我。父亲瞅着我的调皮劲儿，笑的声音格外响亮。

  七十年代初，老家发生过一次洪涝灾害，全年粮食几乎颗粒无收，村里有十几个人逃荒到东北谋生，这一下可急坏了父亲。本来就简朴的父亲把生活降到了最低标准。每个月除剩下不足十元的生活费外，全部补贴到了家里，尽管这样，家里生活也只能维持温饱。一个炎热的早晨，父亲冒着大汗急急回到家里，车兜装的鼓鼓的，还没等父亲放稳车子，我和三哥便疯了似的跑了过去，一人一个车兜猛掏起来，我掏到了一根黄瓜，三哥掏到了三张白面饼还有肉菜。原来是父亲下乡时，村里给做了一顿猪肉炖茄子，烙了几张白面饼，父亲谎称牙疼吃不下，生产队长便给父亲盛了一大碗，拿了三张白面饼放进了车兜里。

  父亲滴酒不沾，可是有一次，父亲却喝醉了。那是父亲下村蹲点，一个大队支书和别人打赌，说让父亲喝完一杯酒就送两只烧鸡。支书很油滑，花言巧语说的父亲左右为难，最后竟然灌了一大杯白酒，不一会儿就吐了。支书觉得对不起父亲，不但给了两只烧鸡，还给了一瓶白酒。父亲一块鸡皮都没舍得吃，用报纸裹了好几层塞进了车兜，骑着自行车就往家赶，可走到半路上，酒劲儿涌了上来，一头栽倒在路边的土沟里，车子摔坏了，车兜也扯了一道长长的口子。父亲把烧鸡夹到后车架上，推着自行车，一瘸一拐地走了半天才到家。当看到我们兄妹吃烧鸡狼吞虎咽的疯劲儿时，父亲欣慰地笑着。舅舅说让父亲换一个车兜，觉得一个书记挂一个破车兜太寒酸了。可父亲舍不得扔，让母亲用针线密密缝了两三遍，又用了起来，这一用便用到了离休。

  后来我们兄妹相继参加了工作，经济条件富裕了很多。父亲单位的同事无数次劝说父亲，让换一辆自行车。可父亲嘴里答应着却没有行动，尤其是那个车兜，看了又看，像个珍贵文物一样保存着。大哥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交给了父亲一个月的工资，然后说：“爹，你要喜欢自行车，给你买一辆最新式的，这辆旧车舍不得卖就做个纪念吧！”，父亲笑了笑说：“没事儿，还能骑好几年呢，我骑顺了，新的还真不习惯。”

  庆幸的是，家境的贫穷并未让我们兄妹志穷，受父亲的影响，我们发奋努力，勤俭苦学，考出了四个大学生。大哥毕业于北京第一外国语学院，公费留学美国休斯敦大学，还给江泽民主席做过翻译，这是父亲最引以为自豪的事情。父亲去世后，我们依然保存着那辆破旧自行车，直到去年才处理掉。车子虽然不在了，但对车兜的记忆越来越深，对简朴岁月的回味越来越重，对父亲内心的情感也越来越理解。那破旧的车兜里盛满的不仅仅是好吃的，还有父亲对家满满的牵挂，对生活满满的责任，对儿女满满的爱恋。

  （作者单位：冀中公安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