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铁桥

  ■如果以特赦化解“腐败呆账”，能否过民意关？

  ■严刑峻法没能防住前“腐”后继，反腐的关键是在预防还是执法？

  ■家庭财产申报目前能否大范围推开？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已经就反腐败问题多次表态，且措辞严厉。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新一任总书记习近平的讲话就振聋发聩：“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他强调，各级党委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

  十八大后，反腐败行动确有提速迹象，重庆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从不雅视频被曝光到受到处理，只用了63个小时。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太原市公安局局长李亚力的相继落马，说明从中央到地方，反腐败风暴正在劲吹。

  然而，在一个个事件热闹非凡的同时，却难掩整体问题的沉重和形势的严峻。十八大后，腐败怎么反？拒腐防变的体系如何构建，怎样遏制腐败易发多发的势头，都值得全社会深入探讨。

  十八大后，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反腐建议，有专家学者提出“特赦论”，建议特赦贪官，以换取他们对政改的支持；也有专家建议官员公开财产，不过是全部公开还是从新提拔的干部开始公开，争议很大；还有专家建议搞群众运动式反腐，另一部分专家则坚决反对，多种声音，莫衷一是。

  日前，部分反腐专家、学者聚集在湖南省韶山市，深入探讨十八大后的反腐新形势，而上述引发社会争议的热点问题，也正是他们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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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赦论”

  能否过民意关

  “专家建议赦免部分退赃官员以换取他们支持政改”，2012年12月17日，当这条《京华时报》刊登的新闻出现在各大门户网站首页的显著位置时，许多人才赫然发现，竟然有专家提出了这样“不可思议”的建议。

  提出建议的是制度反腐专家、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对于发表这一建议后网络上无数的批评甚至谩骂声，他表现得很淡然：“我知道会被骂，但不能因为怕挨骂就不敢说真话。”  

  李永忠说，他的这一建议来源于香港的经验：1974年2月，“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香港回归后称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编者注)成立，廉政风暴席卷香江。当时香港警界非常腐败，许多警察因此被判入狱。1977年10月，部分香港警察上街游行，后又冲进廉政公署总部大打出手。为此，时任港督麦理浩发布紧急特赦令，宣布除重罪及已展开调查的案件外，对1977年1月1日前所犯下的贪污罪行不予追究，由此减少了改革阻力，香港由贪腐严重的地区一跃成为亚洲廉政的模范生。

  不止李永忠，事实上，十八大前后，历史学家吴思、经济学家张维迎、法学教授何家弘、《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等也相继提出或表态支持“贪官特赦论”。他们的观点大体一致：为减少反腐败的阻力，应以特赦来解决腐败存量的问题。一些专家甚至想以特赦来换取有原罪的贪官们对改革的支持。

  韶山会议上，李永忠重申这一构想。吴思也在会议上表示支持，并作了补充。吴思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由于权力含金量的不断增加，腐败在官员中呈现易发多发的态势，由此形成了巨额的“腐败呆账”。他甚至估算，仅凭我国目前的司法队伍和设施，要处理这些腐败存量，没个几十年处理不完。

  “存量大得难以处理，无法消化。如何一边解决腐败的存量问题，一边把贪官污吏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搞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我的建议是，用特赦促政改，跟贪官做一个政治交易，化腐朽为神奇，废物利用，从而解决反腐败所遭遇的阻力问题，化阻力为动力。”吴思说。

  对于如何特赦，李永忠认为上策是保持反腐强大压力的情况下，通过全国人大立法，确定特赦的具体时间和金额，除已经在查的重大案件外，一定数额以下的贪污受贿，予以特赦，以此减少阻力，换取对政改的支持。

  李永忠和吴思都提出，为了更好地实行这些制度，应考虑设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全国2800多个县，拿出1%即28个县来搞改革试验，一旦有成功的，复制拷贝就行了。即使失败了，也就1%，不会引发震动。”

  韶山会议上，“贪官特赦论”激起了热议。但有专家认为，这一建议虽有一定合理性，却容易遭遇民意的反对，一旦实施起来无异于“饮鸩止渴”。

  反腐专家、《求是》杂志社研究员黄苇町就质疑：如果要特赦，那么特赦由谁来做？如果由我们党自己来做，自己赦免自己的干部，能不能在老百姓中过关？

  他说，现在正是民众对反腐败最关注也是意见最大的时候，如果提出对贪官进行赦免，民众那里能不能通过是个问题。而且，党中央始终强调坚决反腐，提出“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惩不贷”，给群众展现出了坚决的反腐败决心，也至少从道义上让民众感受到了信心和希望，如果提出特赦，会不会危及党的执政资格？

  2  

  严刑峻法为何

  不能止住前“腐”后继

  会议上，郭文纬做了个设问：“对于贪腐，香港的最高刑期是多少呢？也许你们不可以想象，香港没有死刑，也没有终身监禁，也不会判50年、30年或20年。”

  顿了顿，他说：“在香港，最高刑期是10年。你们不可想象吧，对，只有10年！” 

  但就是这样的刑期，香港却在清廉指数上多年来位居亚洲第二，仅次于新加坡。

  相比较之下，内地对贪腐的惩罚要严厉得多，李永忠说，内地高级干部一旦因腐败被追究的话，基本都是10年以上的重刑，甚至有些还被判无期或死缓，最严重的会被判死刑立即执行。“过去10年，内地有六名省部级干部被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令人困惑的是，虽有严刑峻法，但反腐败的整体形势，正如中共中央和中央纪委的评价：“三个并存、两个依然”——成效明显和问题突出并存，防治力度加大和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并存，群众对反腐败期望值不断上升和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根治并存。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

  如何理解这种反差？郭文纬又提出问题：现阶段开展反腐败斗争，强调教育、预防和执法，这三者中，哪个最重要？

  他说，自己在内地讲过五六十次课，每次提出这个问题，听讲的大部分都说教育和预防最重要，“但实际上，重中之重应该是执法，就是要让人不敢贪。”

  随后，郭文纬搬出了“坐飞机理论”：人们都很清楚，坐飞机有一定危险，全世界每年都有一两架飞机掉下来，而飞机失事，乘客幸存的几率很小，为什么许多人还是要坐飞机呢？“这是因为飞机失事率很低，遭遇一次飞机失事的概率是几千万分之一。同样，如果因为贪腐被抓的几率跟坐飞机的失事率差不多，那么官员们就会心存侥幸，总觉得不会轮到自己头上”。

  “但在香港，如果你想贪污的话，我们保证有60%的机会抓到你，看你敢不敢贪！”郭文纬说，反腐败，就是要让公职人员不想贪，不能贪，不敢贪，其中关键就是要不敢贪，贪了就会被捉，身败名裂，得不偿失。

  这一番话也引起了黄苇町的深思：内地有的地方为什么出现了前“腐”后继的情况，就是因为这些官员觉得出事率低，风险很小，收益又极大，于是铤而走险。

  李永忠也说，目前内地的反腐败还谈不上“零容忍”，甚至有些过度容忍，比如刑法里贪污受贿立案标准，已经由2000元提高到了5000元，而在实际的办案过程中，甚至还有不少地方立案的金额更大。

  在郭文纬看来，如果5000元以下不起诉，会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如果有小孩子吸毒，你肯定不会跟小孩子说，小孩子吸毒不好，不过吸很少的毒品还可以接受，多了就不好了。所以绝对不能让官员认为，虽然贪污不好，但如果贪污4999元就没有大不了的，多就不好了。在香港，我们反复强调，即使贪一块钱也要查办，主要就是为了给民众一个明确信息，那就是对腐败要做到零容忍。”

  但有专家质疑，贪一块钱也要办，这样是不是从办案成本上来说不划算？有专家就提出：“在内地，办一个10万元的案子，可能花10万元都拿不下来，不能不考虑成本因素。”

  郭文纬说，香港廉政公署有几十个专案组，绝大部分都是专门做大案的，只有一两个做小案件。但如果一个邮差送邮件，每次都要收几块钱好处费才及时送上门，慢慢形成习惯，就会蔓延到其他领域，从而败坏社会风气。但是，如果廉政公署连这样的案子也办了，就说明不仅打老虎，也打苍蝇，这样就能形成良好的社会反响，让其他人引以为戒，不敢腐败。

    3

  家庭财产申报

  目前能否大范围推开

  家庭财产申报制度也是会上专家讨论的热点之一。制度反腐研究专家、湖南商学院副院长王明高说：“现在舆论对家庭财产申报制是一边倒。我在十几年之前就开始研究家庭财产申报制，而且是极力呼吁。我认为，家庭财产申报制必须在中国实行，这是大势所趋。从全世界反腐的经验来看，不实行家庭财产申报制，反腐败都是虚的，或者假的，都落不到实处。”

  但他认为，目前尚没有条件实行家庭财产申报制。如果大范围推行家庭财产申报制，就有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家庭财产申报制是一把双刃剑。当年，韩国实行家庭财产申报制后，出现了大量资金外逃的现象，给国家经济造成严重打击。

  王明高说，据一个反腐败国际组织的研究，家庭财产申报制实行后，许多执政党失去了执政地位，只有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是一个例外。

  他说，他现在是极力反对，不是说反对家庭财产申报制，而是主张在实行之前必须做好政治准备、经济准备、舆论准备、社会心理准备等。同时，必须先建立中国公民信用保障号码制度，落实金融实名制，否则很可能落不到实处。

  李永忠也认为，家庭财产公示一定要实行，但在当前还不能大范围推行。他建议，如果设立政改特区，可以在政改特区和新选拔的领导干部中先试行。

  吴思则主张，在选拔新领导干部的同时，公布家庭财产的时候，最好能配合廉政账户制度，给手脚不干净的人一个改邪归正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