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立珍

    “什么，都不同意拿钱了？”我火冒三丈，但极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原告刘某诉三被告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调解工作已经做好，就等着三被告支付赔偿款了，说得好好的，怎么又反悔了呢？

    我拿起电话，先打给被告甲，他需要支付的赔偿款数额较大。

    “法官，我还在外地，回不去。其他被告去法庭了吗？”被告甲言辞间有些试探。

    “我主办，全程对你们负责。既然原告同意调解，应该没问题，你不必担心。”我用毋庸置疑的口吻说。

    “好吧。我媳妇明天上午去交钱。”他说。

    给被告乙打电话，两个号码都没人接，十几分钟以后再拨打，接通了，电话里传来对方的声音：“我正在施工，不方便接电话，你等一下啊！”

    又过了十几分钟，再次拨打，他在电话里说：“法官，我还得半个月才能回去，再等等行吗？”

    “咱们都说好了，我已经等了你二十天了。你回不来，可以让你的家人拿钱来。原告催好几次了。”我耐心地说。

    “好吧，我给我妻子打电话。”对方勉强答应。

    再给被告丙公司的代理人打电话。对方在电话里说：“赔偿款不是拿去了吗？”得到否定回答后，他接着说：“我给公司说了，他们基本同意了，明天看看能不能送过去。”

    用平和的语气与三被告沟通完，身心疲惫地下班回家，胸口像压着一块大石头，毕竟赔偿款未到位，心里不踏实。

    原告刘某跟随被告甲在外地施工，从高架上坠落，伤势严重住院治疗。第一次起诉，原告要求转包方被告甲、承包方被告乙、发包方被告丙赔偿医药费，一审判决原告自担一部分，三被告按比例赔偿。被告甲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原告申请执行，法院已执结完毕。

    原告恢复一段时间后，第二次起诉申请评残，要求三被告按照比例赔偿误工费、护理费、伤残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各项费用共计19万余元。案件转到我手里，由我负责审理。

    开庭前，我与三被告沟通，被告乙和被告丙不同意调解。庭审中，被告乙缺席，被告甲、被告丙对赔偿数额有争议，再调解未果。根据相关规定，我拟好了判决书：被告甲负担7.6万余元，被告乙和被告丙各负担2.8万元。

    这时，原告代理人要求再调解，理由是判决后执行手续繁琐、时间长，如果被告同意调解，原告可以在具体赔偿数额上让步。

    于是，我单独与被告甲沟通，他还是老一套：“我不应该担责，也不同意拿钱。”我耐心解释，第一次诉讼已实际履行，赔偿责任、赔偿比例已确定，“如果同意调解，还可以少拿点钱，你好好考虑考虑。”

    与被告乙沟通时，被告乙气愤地说：“如果我同意调解同意拿钱，原告反悔怎么办？原告再有费用怎么办？”与被告丙的代理人沟通，对方说：“如果其他两个被告肯拿钱，我可以给公司做做工作。”

    与原告继续沟通，原告称，这次诉讼后，不会再有其他费用，不会再向三被告主张任何权利。

    把原告的意见分别转告三被告，等于给了他们一颗“定心丸”。最终双方达成和解协议：被告甲一次性支付7万元赔偿款，被告乙、被告丙分别一次性给付赔偿款2.7万元。

    调解完结，接下来就是督促赔偿款落实到位，但一次次电话催促三被告，得到的却是一次次推脱，都说在凑钱，而且原告正在焦急地等着赔偿款。我“耐心等待”，原告没有“耐心”，再催三被告，便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唉，这是为了什么？判决书都写好了，送达、结案就结束了，执行又不是我的工作。”左边一个我这样说。“原告看病花了不少钱，原告都同意让步了，还是再做做工作，但凡有一丝希望，也要争取。”右边一个我这样说。

    这天一上班，被告乙的妻子来法庭交赔偿款，随后被告甲的妻子也来了。被告丙没动静，电话再催。十一点，三被告的赔偿款全部到位。

    看着“赔偿款已当庭全部支付”的民事调解书，我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哦，原来它才是我的“定心丸”。

    时间有点长，过程有些繁琐，但这是真正的“案结事了”。对于当事人，对于我自己，都是一个完美的结局。

    （作者单位：衡水市冀州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