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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介绍，下一步要推进完善强制执行的立法体系。目前，民事强制执行法已经被列入立法规划，最高人民法院正在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要求，紧锣密鼓地起草民事强制执行法，争取在今年年底将草案提交审议。

    加大对贪腐分子的经济处罚力度

    刘贵祥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人民法院在发挥司法职能，惩治贪腐犯罪的同时，加大了对贪腐分子的经济处罚力度，追缴其非法所得，提高违法犯罪成本。

    他说，2015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九），其中对贪污贿赂犯罪增加了“罚金刑”，从相关司法解释可以看出，对贪腐犯罪的“罚金刑”适用标准要远远高于一般犯罪“罚金刑”的适用标准，同时，对于没有追缴到案的犯罪分子非法所得，要一追到底，不设时限，随时发现随时追缴。

    他透露，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法院共依法审结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案件117件，117人。其中29人被判处没收全部个人财产，其余88人被判处罚金、没收部分个人财产。财产刑全部执行到位。绝大多数犯罪分子的贪污所得被全部追缴。

    在执行中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结合

    在执行工作中，对企业的执行有时会面临两难。比如，当企业陷入债务危机时，法院如果加大执行力度，很可能造成企业破产。如何把加大执行力度和追求最好的社会效果有机结合呢？

    刘贵祥表示，人民法院在处理这类案件时，要坚持公权力的审慎性和谦抑性，审时度势进行把握。尽可能采取执行和解的办法，与双方当事人沟通，让企业能够活下来，保住就业，促进经济发展。

    他表示，要做好执行和破产程序的衔接，通过破产重整和破产和解，进行新的债务组合。“有很多企业畏惧提破产这个事，实际上有时重整和和解是解决债务危机的一个很好办法。”

    刘贵祥还表示，对法院来说，在采取查封等控制措施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好界限。绝不能明显超标查封，能活封的不要死封，尽可能采取对生产经营影响最小的执行方式。不能把民事纠纷当做刑事犯罪去处置。

    “在执行程序中，法官要有充分的考量，要追求最好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