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树永

    1979年，一个星期六的晚上。

    电教室里坐了很多学生，他们大多是刚刚入学的中文系新生。他们在看电视（那时电视还不是很普及），看一个大意叫“名诗朗诵”的节目。

    那些新生里有我。

    电视里，一个穿着打扮朴素的中年女性走上前台，她朗诵的诗是《大堰河——我的保姆》。她的声音不很大，也没有我以前听惯看惯了的朗诵时的精神抖擞、慷慨激昂。她只是静静地、优雅地站立在那里，站在麦克风前自我地、独自地朗诵。与其说是朗诵，不如说是在诉说。

    我有些听不下去。

    说着说着，她哭了，但声音没有哭。拉近的镜头里，她的眼睛噙满了泪，进而悄悄地从面颊上流下来。

    怎么还哭了？也许她确实被感动了？我当时想。

    朗诵完毕，电视里的现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而我们的现场鸦雀无声，气氛沉静。

    多年以后，我想起当时的情景，感到自己是多么的无知！那首诗和那首诗的朗诵是多棒、多好呀，而我当时一点也没有感受出来！我甚至搞不清诗里的人物关系，比如保姆。保姆是什么，怎么回事儿？连保姆这个词儿我都没听说过，我当然不可能理解诗的内涵，诗里的那份感情了。《大堰河——我的保姆》这首诗似叙事又抒情，好就好在它是用“心”写的，是心的疼和怀念，完全是一个自然人的真情实感。我读大堰河，眼前浮现的就是一个普通劳动者母亲的形象，一个朴实甚至有些瑟缩的母亲的形象，感动我的正是诗人对这位母亲养育之恩的深切回忆和铭记。它无关乎什么意识形态，也不是一些“比母亲”、“似父亲”的抒情。

    “我是地主的儿子；也是吃了大堰河的奶而长大了的大堰河的儿子”。

    “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在你搭好了灶火之后，在你拍去了围裙上的炭灰之后，在你尝到饭已煮熟了之后，在你把乌黑的酱碗放到乌黑的桌子上之后，在你补好了儿子们的为山腰的荆棘扯破的衣服之后，在你把小儿被柴刀砍伤了的手包好之后，在你把夫儿们的衬衣上的虱子一颗颗地掐死之后，在你拿起了今天的第一颗鸡蛋之后，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

    我想，艾青也许不是在刻意写诗，只不过是用诗的语言来写自己要说的话，要说的心里话，只不过用诗行呈现给那位养育自己生命、疼爱自己如亲儿一般，带着劳累和辛苦，“同着四十几年的人世生活的凌侮，同着数不尽的奴隶的凄苦”，埋在雪覆盖下的坟墓里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对于这样的诗，也许理解、阅读的难度很大，甚至要有生儿育女的体会。如此，当年那位女朗诵者不雕琢、不外在、不夸张，全然是内心感受的朗诵是恰到好处的。她悄然流泪而不哭泣，我相信是她的感情在哭，心在哭。当然，有了这些反思、理解是在我有了一定的人生阅历之后。

    客观地说，我当年的无知和愚钝，不完全是我个人的缘故，跟那个时代有关，跟当时的社会、教育环境有关。那个时期的学校几乎是不学传统文化知识的，而像《三字经》这样的经典我还能背得几句，也是因为当时作为反面教材批判用的——在批判中学习了。当然我们也学到了一些好的作品，如领袖的诗词，动辄登台朗诵：“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这样的诗词有革命气魄，朗诵起来自然很豪迈。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像《大堰河——我的保姆》这样的诗是看不到的，以至于连保姆这个称呼也没听说过，因为雇保姆带有剥削的意思，所以社会上不存在保姆。至少在我成长的环境是这样的。

    “人不能剥削人”，这个意识给我的烙印很深。进入公元两千年，有一次我从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去十三陵水库，旁边一个蹬三轮车的老汉极力说服我坐他的车。我不好意思，他那么大岁数了，还吭哧吭哧地蹬车，而我坐在他的车上，这不是人剥削人吗？还不比当年的“骆驼祥子”，祥子拉车时毕竟年轻，且是处在当时那样的社会。老汉倒是很高兴：“我蹬得快吗？有劲儿！”临上水库大坝是一段坡路，我担心他的体力，要下来走。“别别别”，他不让。我坚持，他急了：“你要是下来，我还怎么收你那些钱了？”

    艾青在《大堰河——我的保姆》的结尾处有一个时间标注：1933年1月14日，雪朝。根据作者自述，1932年冬日，诗人因参加“左翼美术家联盟”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看守所里。一个早晨，透过一个狭小的看守所窗口，一片茫茫的雪景触发了诗人对保姆的怀念，于是写下了这首诗。我想象着当时的情景，伫立窗口的诗人，望着迷茫的雪地，雪地里“你的被雪压着的草盖的坟墓”，坟墓里我的保姆。这些思绪的翻腾、搅动，凝化的就是人间至爱至敬的赞美诗。

    2015年，我的母亲去世了。送别她后，我一直感到很压抑。我想读一篇东西。一个夜晚，我独自坐在一间屋里的桌前，眼前展开的就是《大堰河——我的保姆》。伤悲、感动间，眼泪溢出，诗行变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