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立城

    喜欢书，爱读书，在书中自娱自乐，应该是天生的。

    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那年秋天，我们住进了抗震简易房，一台地震中被砸坏的缝纫机让公社修造站的师傅们给修好了，摆在简易房的最显眼位置。这是母亲最昂贵的嫁妆，她除了每天精心擦拭外，还用纸箱子糊了一个大大的“帽子”罩住。缝纫机“大帽子”外面是用一张报纸糊的。在父亲的影响下，我那时已经认得了不少汉字，对字特别敏感，父亲一下班，我就央着他教我读报纸，认报纸上的字。父亲兴致盎然，我每认一个字，父亲就用钢笔在报纸上的字上面划一个重重的圆圈。

    渐渐地，我喜欢上了缝纫机的“大帽子”，喜欢上了印在纸上的字，它们开始逐渐走进我心里。

    小时候，爷爷时常牵着我的手去赶集，镇上集市上有一家肉饼店，他们烙的肉饼外形如木镐柄榫处的木楔子，被人们称为“镐楔子”。“镐楔子”肉饼1毛8分钱一块，爷爷舍不得自己吃，每次赶集必给我买一块。赶集次数多了，发现镇上供销社有个卖书的专柜，柜台里卖的几乎都是小人书。我被五颜六色的小人书吸引住了，就央着爷爷省下买“镐楔子”肉饼的钱去买小人书。一册小人书在手，那淡淡的墨香钻进鼻孔，味道是那么的浓，那么的香。赶集回家，一册几十页的小人书被我读一路，爷爷无数次地吆喝我“看着脚下的路！”，后来，爷爷干脆领着我穿插着庄稼地边的小路走，生怕我被赶集的人流撞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上中学，镇上邮局售卖各种杂志，杂志悬挂在营业室玻璃窗里，只能眼巴巴地看看封皮。杂志里都登了些啥内容呢？禁不住诱惑，几番思想斗争和节衣缩食后，我订了《辽宁青年》和《半月谈》杂志。当时同学们对自己的伙食费都是分分厘厘地计较，节俭的同学每个月的伙食费仅仅4块5毛钱，我一下子拿出8块6毛钱去订杂志，也算“败家子”了。订的杂志都会被传达室大爷小心翼翼摆在小窗户口，上面工工整整写着我的名字。杂志到手，真有点废寝忘食，非要一口气读完，就算钻进被窝里也要揣个手电，偷偷翻看几页。紧张的学业之余读那些跟课本没有多大牵连的书籍，真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

    那时，父亲下班回家后总要看一本书，看完后就放在破旧写字台的抽屉里。究竟是什么书呢？可抽屉上着锁，我很是好奇，终于有个机会把父亲的小钥匙弄到手，打开抽屉一看，原来是两本《封神演义》。翻看几页，立刻就被书里那些神仙和鬼怪精灵吸引住了。眼睛看着书，耳朵还得竖起来，生怕父亲和母亲进屋来。为了看书方便，干脆偷配了父亲那把小钥匙，直到把上下两本《封神演义》给原原本本读完了。父亲知道我爱看书，便很郑重地把两本标价2块7毛5分钱的《封神演义》送给了我。这两本书被我珍藏进书橱，心想等哪一天老了时，我也会把这里面的故事讲给下一代听。

    后来，我入伍当兵，新兵连驻地是在一座深山中，枯燥、艰苦的训练之余，只有伴着书籍渡过。一次偶尔收听电台的节目，里面竟广播了我们连队拥政爱民的一则简明新闻，尽管只有31秒长的节目，足以让我们兴奋无比。新闻是部队的一名老兵写的，我羡慕极了，便萌发了新闻写作的想法。当时北京电台正举办“一封家书”征文比赛，我以身边实事投寄了一篇《新兵班的家书》的征文稿件。稿子寄出以后，我天天抱着收音机听，13天以后，我的这篇征文在节目中播出。我当时兴奋得直掉眼泪，读书和写作的欲望愈发强烈起来。

    我参军的部队在北京。每到周末，连队会给几个小时的外出购物时间，不少战友会借这个时间去颐和园、故宫等地游玩。我则要去王府井的新华书店看书和买书。为了赶时间，前一天晚上要给通讯班借来一辆自行车，顶着晨星从郊外往王府井赶……当兵几年，北京的名胜古迹没咋去过，王府井的新华书店哪一层卖啥书我都如数家珍。退伍回家，我除了几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就是两大木箱书籍。

    在部队的日子里，读书和写作走进了我的生活……

    （作者单位：滦南县消防大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