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东林
我们村的正中间是一条横贯南北的大路,有二三里地长。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集市和庙会,就在这条路上,这也是我们村最繁华的地方。在尘封的记忆里,路东有一个百货商店,它是我们村,乃至我们十里八乡的一个主要的购物场所,我们叫它“大洋房”。
这个“大洋房”的名字是老百姓起的,原因是这里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是一个商场,卖一些洋布、洋火、洋蜡、洋油什么的,后来公私合营,这里就成了公家的商店,但叫法却保留下来了,并一直叫到它彻底消失。
在儿时的记忆里,依稀还保留着一些“大洋房”的影子。那是一栋高大的房子,起脊的瓦房,房檐上一溜高高的门楣。房子有两合高大厚重的木门,两个窗户也是又高又宽,敞敞亮亮的。大约在七十年代初,这栋房子拆掉了,随后又在原来的地方盖起了五间不高的平房,这就是新的百货商店。新店的门和窗都油漆成了军绿色,上边镶着一块块明亮的玻璃。不知为什么,这个百货商店也没起个名字,就连一块百货商店的牌子都没有。所以大家还是习惯地叫它“大洋房”。
在那样一个物质并不丰富的年代,我觉得这个百货商店的货物还是比较全的。这个店里有三面的柜台。最北面是卖布的,柜台后面的货架上是竖摆着的一卷一卷的布匹,货柜上平摆着的也是一匹一匹的布,有华达呢呀,斜纹呀,条绒呀,哔叽呀,纺绸呀,人造棉呀,后来还有了的确良、涤卡什么的,颜色多是红黑蓝绿灰。花色的也有一些,大都是妇女做衬衣用的。再有大花的就是被面床单什么的啦。布,还是不算少,只不过光拿钱还是买不了的,这还需要拿一些花花绿绿的布票才能买到。卖布的老大爷姓董,他穿的衣服很一般,可什么时候都是干干净净的。他的手里总会拿着那根量布的竹尺子,那尺子只有刻度没有数码,头儿上还夹着一截铁的刀片。你如果买布,他会把你挑中的那卷布拿下来,抻开布料,扯住一头,用那把竹尺三拐两拐帮你量好,再用尺子头的刀片拉开一个小口,双手一撕,“刺啦”一声,一块布就弄好了,然后给你叠好,用纸包上,前后也就是几分钟的样子,动作娴熟自然。
店中间的柜台比较长,都是有透明玻璃的。后边也是一排货架子,摆的是一些日用的杂货。像帽子、围脖、腰带、雨伞、雨鞋、脸盆、暖壶、书包,玻璃柜台里有针头线脑、红头绳、棉鞋带、鞭子梢、擦脸油、小人书,还有珠算、作业本、铅笔、钢笔、橡皮、文具盒、账本子,反正是琳琅满目的。卖这种杂货的是胖胖的朱阿姨,她整天是笑眯眯的,操着一口浓重的方言,只要是我一去,她就会问我:“小家伙,又想买什么小人书呀?”
最南边这组柜台是以副食为主,也有一些日用杂货。像什么酱油、醋、大盐、甜面酱、咸菜疙瘩还有烟、酒、糖、茶、干鲜果品、饼干口酥。像水果,都是本地产的,南方的香蕉橘子,北方的哈密瓜这些东西几乎没有。干果大都是西边山区的,像核桃、栗子、黑枣,柿饼什么的。家用调料和咸菜基本上都是他们自己做的。在门市的后院,就是一个小的加工厂,那大大的院子里,摆放着几十口大缸,上边盖着像斗笠一样的竹“帽子”,这些缸里就是酱油、醋、甜面酱和咸菜疙瘩、疙瘩皮。那个时候,像这种副食是很便宜的,尽管便宜,老百姓不是常买,因为他们把这种东西当作一种奢侈。吃饭,有粮就行;吃菜,有盐就行。如果要买个酱油醋奢侈一下,也是一次只花个毛儿八七的。
“大洋房”里平时去的人也是稀稀拉拉的,遇到集市还相对多一些。要是听说有便宜的棉网套或者有便宜的人造棉、维棉什么的,妇女们还是有不少前来打听的。
那时候不会有什么假货,买东西的人不会这么想,卖东西的人也不懂得这么做,因为那时候的工厂都是公家的。比如你买酒,不论是买瓶装的,还是酒瓮里散装的,绝对都是纯粮食酒,绝对不会掺这掺那,更不会去害人。
那时候也不会担心东西会涨价,你春天买一盒“丰收”烟是九分钱一盒,冬天买还是这个价。你在“大洋房”买是这个价,你到县城买也是这个价,你就是走到石家庄、北京,都是一个价。
你拿钱买东西,售货员绝对不会拿你的钱冲着阳光照来照去,看看是不是假币。因为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钱”还能造假。
那时候没有什么售后服务,你买东西一定要挑好,买走了是不给换的。比如你买一个暖瓶,你必须跟现在挑一台电视机一样反复的试好。你要打开瓶塞,用耳朵对着瓶口听半天,听听是不是有嗡嗡的声音,如果有,证明保温性能好,如果没有,可千万不能买。
“大洋房”里是绝对不会砍价的,像针头线脑的小商品,能精确到“厘”。你买就交钱,不买就走人,价钱是一厘一毫都不能少。
“大洋房”曾经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方便,它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我们的物质需求,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内容,它使我们并不绚丽的生活色彩,打上了浓重的时代烙印。
“大洋房”的没落是在八十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物质的极大丰富,和私营商店、私营摊点的冲击,国营商店跌入了冰点。周围的店铺如雨后春笋迅速崛起,集市上的货摊姹紫嫣红五彩斑斓。面对着这无情的冲击,商店的售货员只能搬个凳子坐在门口,像个观众一样,看着街上人来人往的购物洪流,摇头叹息。他们也曾经尝试着把货物从屋里搬到街上,不情愿的与沿街叫卖的商贩为伍,然而,这依然挽救不了它的命运。它营销的固化和价格的死板,是无法在灵活的市场竞争中立足的。
“大洋房”消失了,它死亡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变轨过程之中。“大洋房”卖掉了,代之以它的,是一个一个的个体超市。它的消失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必然。只不过它真实的过去,还不时出现在我现在的幻觉之中。它曾经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欢乐和色彩,也给我们留下了值得留恋和珍惜的美好的记忆!
(作者单位:邢台市公安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