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吕志华

    中国历史悠长，朝代更替多，积累下来的事情自然也就多，比如贪腐现象，在古代的每一个朝代里都存在过。与贪腐相伴的反贪腐，自然也有过轰轰烈烈的动作。比如明朝初年朱元璋的整吏治，清明初期雍正帝清官场，都将反腐运动搞的很大。朱元璋甚至把惩赃官的手段推到了极致，对贪官赃吏剥皮楦草，制成人偶放置在官衙的大堂上，以警示后来的官吏。这种敲警钟的做法，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官衙里放着这样一个“警钟”，后任岂不整日毛骨悚然。

    从明清二朝的历史看，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个朝代初始，天下甫定，便出现了大面积的贪腐现象呢？另一个问题是，这样惊心动魄的反腐做法，为什么没有把贪腐从其权力系统中完全清除出去，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呢？

    有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不论中国古代的社会是一个怎么样的“超稳定结构”，其中前边的朝代被后来者替代，其中的原因还是与其政权系统中弥漫并不断升级的贪腐有关。这个“贪腐”，随着权力系统的延续，沿着一定的层级，不断地向更深处发展，直至这个权力系统的终结。

    总体来看，古代的贪腐，大致是沿着这样的三个层级向深处发展的：

    最低的层级是贪污国帑，是以弄钱为主的。古代政府很少有大规模的工程建设，梳河道等大型工程，不是常有的事。各级官员大致有两项权力，一是收税赋，二是断官司。而捞钱的路径也就以此两条为主。

    贪腐久了，大概是银子收得多了，手头有了足够的积蓄，爱钱的程度便会降低一些，开始着意于黄白之外的东西。嘉庆扳倒和珅之后，看看查抄来的物品清单便可明白，据说有些东西，连皇宫里面也是没有的。所以贪腐到了这一层级时，官场上下，江湖内外，举凡有心贿赂，攀附结交的，总要弄来异常精美奇物，才能收到很高的贿赂效益。

    再向前进，贪腐便上升为“权权交易”了。古时的权柄名义上虽为君王所授，但这个权力系统运行的久了，系统内部便出现了权力与权力的相互交结，贵族豪门之间，同乡同门同年之间，总在用一些名目来达到交换利益的目的，比如结亲联姻，或者是你举荐我的儿子，我推举你的女婿，相互联系在一起，彼此依靠。就这样牵三扯四，慢慢织就一张权力之网，笼罩在平民百姓的生活之上。

    随着权权交易的加重，这张网越结越紧，越结越密，看上去权利的网纲虽然仍攥在皇帝手中，可他的诏诣，有时也未必能顺畅地传达至全部“网眼”的。唐玄宗时，李林甫执政，新丰县县丞拜在其门下，很得其欢心。有一次玄宗见过此人后，不喜，说此人我用不着。皇上一言既出，这位县丞似乎该回家休息了，不料这位县丞不降反而升职了。现在想起来，恐怕就是权力系统贪腐到最后的层级时，就连皇帝办起事情来也有些力不从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