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丹琳

    由于陷在邪教“法轮功”的泥潭里不能自拔而触犯法律，我被依法拘留送到了看守所。

    其实，说心里话，我根本不想让他们把我送到看守所，因为李洪志说过：不能主动被邪恶带走。进了看守所，还怎么堂堂正正地“正法”呢？所以我绞尽脑汁盘算着如何让他们放过我。他们送我走的那天，无数个歪点子从脑子里往外冒：用特异功能吧，在北京派出所曾经试过，不灵。用李洪志的话说，可能修的层次不高，功能出不来。那就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状态吧。警察送我下楼的时候，小心地跟在我的身边，眼珠一刻不离地注视着我的一言一行，唯恐我出什么意外。当我们下了一层楼，到了楼梯拐角处，突然楼上有人叫他。就在他回头的一刹那，我马上感到机会来了，故意把身子一歪，叽里咕噜从楼梯上摔了下去。在旁的警察见状吓了一跳，两个警察赶忙上前扶起我说：“摔坏了没有？快到医院看看吧！”我摇摇头说：“我才不去医院呢！”送我的那个警察迅速来到我身边说道：“我一直好好地盯着你，就回头说了一句话，你就从楼上掉了下来，到底是真的还是装的？”他一语揭穿了我的鬼把戏。我心虚了，争辩道：“我怎么能装呢？我还怕摔死呢！不过，我们大法弟子有法身保护，不会有事的。”本来，我的脚脖子扭得钻心疼，为了给所谓的“大法”争名，我强忍疼痛在地上走了两步。警察说：“走，先去医院看看再说吧。”我故意做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说：“跟你说，大法弟子没事，我不会去医院。要送看守所你们就送吧。”

    进入看守所的大门，我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修炼宇宙“最高大法”却修到了看守所？

    晚上，我辗转反侧地想，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心中在默默地问李洪志：师父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圆满飞升”呢？那时候，不是我一个人，我们这些被拘留的“法轮功”人员都在痛苦中等待着李洪志许诺的“同回天堂”的时刻。

    那是一段令我十分痛苦的日子，也是我对“法轮功”的歪理邪说产生怀疑和动摇但又不敢摆脱的日子。每每像个惊弓之鸟，又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可以说，那时的我每天都煎熬在心灵的地狱中。

    我在进看守所之前，已经看出了一些“法轮功”的破绽和李洪志“经文”的矛盾之处，只是不敢说罢了。进了看守所之后，几个练功的人便聚集在一起，抱成一团。开始时，公然对抗监规，在监室“练功学法”，管教干警吴干事多次耐心细致地给我们做思想工作，我们都置于脑后。在监室里，我们不放过任何一个给拘留人员“讲真相”的机会，觉得她们既然能和我们在一起，就是我们要“救度”的众生，和她们聊天，从不说“常人”的话，张口闭口就是“大法”怎样好，我们修“大法”的都是好人，国家冤枉了我们，让她们也修“大法”等等。管教干警一进来，我们就想方设法给她“弘法”。有一次，管教干警进来，说了几句话出去了，我赶忙追到门口，说道：“吴干事，我们大法是正法，法轮大法好，我们都是好人……”还没等我说完，吴干事就把我推回了屋，说道：“行了，行了，这话我不知道听过几百遍了，耳朵都起膙子了。好人不是天天挂在嘴边上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回去吧，回去吧！”我像霜打的茄子一般，无趣地回到监室。心想：好心“救度”你，给你机会你还不要，将来被“淘汰”了可别怨我。

    随着李洪志“经文”的下达，我们的行为也越发疯狂，处处跟管教干警对着干，以违犯监规为荣，谁闹得凶，谁就成了“法轮功”痴迷者崇拜的偶像。在看守所，每天点名查人数是管教人员一项必备的工作。而我们这几个练“法轮功”的就是不报数。开始，号长安排别的人替我们报数。时间长了，人们都不耐烦了：“你们口口声声说你们是好人，做事为别人着想，你们做到了吗？你们又不是哑巴，干吗让我们为你们报数？净给别人添麻烦。我看你们纯粹是说一套做一套，还整天喊着‘真善忍’呢！”我也觉得人家说得对，觉得我们做得太过分，但由于不敢违背李洪志的旨意，只好一直闹下去。不穿看守服，不劳动，联名写信状告政府取缔“法轮功”，写“弘法”材料。由于我有一定的写作基础，写“弘法”材料就由我来执笔。现在想想，全是为了维护李洪志和“法轮功”而想方设法攻击政府和干警的言论。管教干警觉得我是个人才，又接受过高等教育，走上这条邪路让人痛惜，所以就苦口婆心地做我的工作。可我根本不领她的好意，一次次地和她顶撞、闹事，给她难堪。但她对我一直不放弃。

    （11未完待续，文有删改,题目为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