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风

    汉朝外戚权势很盛，成都侯王商（皇帝的舅舅，王莽的叔叔）凿穿长安城墙，将丰水引到自己家的人工湖以泛舟取乐。这可是一项大罪行呀，用现在的话说不单是破坏规划，还是破坏国防设施，因为古代城墙是军事防御设施。汉成帝去他家做客时才发现，虽然极为愤怒但没有发作。随后，派人质问卫戍区司令，明知道这违法事实为什么不执行法律。这一点皇帝实在是无理取闹，推脱责任，自己的舅舅权势太盛，外人谁敢执法。于是，汉成帝让王音传话，说自己要执行刑罚，还要运用案例法，让人找出汉文帝诛杀其舅舅的档案。他舅舅们听到风声后，吓得赶紧负荆请罪。汉成帝最终也没有严格按照法律制度处罚他们。这也间接的促使王家不受法治在内的任何制约，为王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选择性执法的例子《通鉴》中还有，比如东汉刘秀时期，抚养刘秀长大的叔叔刘良，有个好哥们李子春，其孙杀人被县长赵熹严格执法被迫自杀，自己也被逮捕。京城洛阳皇亲贵胄几十人找赵熹说情，都被赵熹拒绝。刘良临死前恳求刘秀放过李子春，刘秀说地方官员执行法律，不可以破坏，别的事都可以答应。看似刘秀也顶住了人情，但等刘良死后，他还是特赦李子春出狱。

    由此可见，古代法治的缺陷在于本身就是皇帝手中一个统治的工具，只是停留在“法治”的层次，没有达到“法治”的层次。虽然同一时期西方也没有达到“法治”的层次，但是《通鉴》披露出妨碍我们达到“法治”的历史传统值得深思。而且，我们的法治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注重亲情或者感情的因素更多（按照礼记要求，圣明君主对骨肉可赦免三次），皇帝在使用这个工具时多是选择性执法，裁量权更多，随意性更大。

    法治的残酷性在东汉更加凸显。虽然《通鉴》记载东汉时期洛阳有个县长，外表用法严苛，但骨子里仁慈，司法判决人人悦服。但是这在古代不是主流，在《通鉴》里也不是主流，所以司马光才不断颂扬，用法严苛才是主流。比如连坐，如班超的孙子班始娶了公主，但是公主比较荒淫，还有家暴。班始最后忍无可忍，将其手刃。当然，杀公主后果是严重的，班始腰斩，其兄弟姐妹均被处决。

    再来说说东汉法治的一些亮点。尽管古代法治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毕竟也是古人智慧的结晶，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和传承的东西。

    比如：对“关键少数”的管理比较严格。如刘秀时期，查处宰相在其担任郡长时测量土地渎职，贪污千余万钱（黄金千斤），被捕下狱处死。接任的宰相戴涉，被控诬陷其他官员，下狱处死。东汉第三任皇帝就下诏说，审问官员的方式和刑具法律都应有明文规定。

    立法技术比较高明。比如东汉三任帝章帝下诏说，法律规定妇女生儿子的，免除她丈夫的人头税三年。现在再规定怀孕的妇女赏赐她养胎稻谷每年三斛，再免其丈夫一年人头税，并强调诏书就是法律。这个规定笔者认为比较人性化，而且还比较精准，因为过去人口就是生产力，鼓励生育的立法措施很到位，直接物质奖励和间接税收优惠写得很直接具体，也很好操作，让受益人幸福指数来得很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