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前不久，一名叫温妮·考克西斯(Vennie Kocsis）的美国作家，以她在邪教组织“上帝运动”中悲惨的童年经历，创作并出版了自传《邪教孩子》(Cult Child)。本文是作者对该书主要内容的介绍。读了作家的介绍，除了对美国的这个“上帝运动”邪教组织有了进一步了解，我们同时也感到，“邪二代”，这是一个多么可怜的弱势群体？他们作为邪教人员的子女，因为受父母的影响，对自己的人生和命运，几乎没有选择的权力，从小就要在邪教的泥潭里挣扎。他们太需要社会的关注和关爱，他们从灵魂的深处向社会发出呼救，希望他们能被拯救于水火之中。可曾记得当年哭喊着让妈妈救她的小思颖？可曾记得被烧得面目全非的陈果？可曾记得5·18招远血案制造者中年仅12岁就参与杀人的那个孩子……

    那些至今仍深陷邪教不能或不肯自拔的父母们，你们是不是也应该从温妮·考克西斯等这些“邪教孩子”的经历中得到警醒，从此远离邪教，用父母的爱为你们自己的孩子撑起一片蓝天？！

    让我们共同关注和帮助那些深陷邪教泥潭的孩子们吧！

    大约在我两岁的时候，我妈妈被招募加入进“上帝运动”（The Move of God）中，该教有时候也被简称为“运动”教，上世纪60年代在佛罗里达州由一名原浸礼会牧师所创立。作为牧师，教主山姆·怀夫（Sam Fife）是一名非常有魅力的领袖。那时，美国正处于激烈的种族矛盾中，而且不得人心的越南战争还没有结束。山姆向信徒许诺说，要带领他们远离纷争不断的世俗美国及其与共产主义国家即将爆发的战争，为教徒们提供一个安全的、亲如一家的社区。

    上世纪60年代及70年代，山姆·怀夫带领教徒远赴像阿拉斯加、密西西比、加利福尼亚、加拿大及南美等这类偏远地区。该教购买了大片的土地，并囤积了大量诸如简易棚屋、军用床、寝具和无线电等战时装备。通过征收“什一税”以及贡献所有财产，这些教徒们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王国。截止1974年，山姆·怀夫的“上帝运动”教大约聚集了来自各行各业的4万名教徒，直到今天，山姆·怀夫的教义仍旧得到了许多非盈利宗教组织的推崇。

    我的哥哥和姐姐，那时候分别是7岁和9岁，清楚地记得我妈妈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时被一名叫艾米莉·内伯尼（Emily Nerbonne）的女人招募入教的。艾米莉的丈夫里欧是我父亲在海军服役时的朋友，那时我父亲正在加州圣地亚哥军事基地为一个特殊项目工作，母亲独自在家抚养3个孩子，于是艾米莉就积极指导我母亲用更合适及更符合圣经的方式教育孩子。艾米莉把体罚式教育带进了我家，而在此之前，我的哥哥和姐姐从未挨过巴掌或棍打。

    父亲离家的距离越远，教徒们在母亲耳边闲言碎语就越多。他们说父亲并没有去工作，而是和别的女人混在了一起。母亲当时对婚姻充满了困惑和疑问，以至于对父亲下了最后通牒：要么一起加入“上帝运动”教，要么离婚。父亲拒绝入教。离婚的过程漫长而残忍，母亲掏空了父亲的钱财，使得父亲无法在法庭上与母亲争夺子女的看护权甚至探视权。“上帝运动”教资助了母亲所有的诉讼费用，包括我舅舅从南部飞来出庭提供对父亲不利证供的飞机票。父亲没能赢得监护权。眨眼功夫，母亲就在“上帝运动”的资助下，将我们的生活打包搬至马里兰州威尔镇。直至我们长大成人，我们与父亲再无联系。在我们幼年时代，母亲一直说父亲抛弃我们了，是个邪恶的人。

    位于威尔镇的聚居地被称为“解脱农场”。山姆·怀夫称所有的负面行为，包括恋童癖，都是魔鬼入侵的产物。山姆的教义认为，所有的医疗问题，如生病，都是魔鬼上身的结果。我们被专门送到这个农场的原因是母亲体重超重、哥哥行为反常，而我，则是嗓门过大。以前我嗓门过大，现在也是这样，原因是我右耳存在听觉障碍。姐姐非常内向、安静，尽全力保护我，但往往归于失败，她自己还会因此受罚。

    1973年至 1977年间，我在威尔镇度过了童年。一到威尔镇，我的家人就被分开归入不同类别的小组中，我被分到了同龄儿童组。所有带过来的物件都被详细分类，所有能供社区成员共用的东西都被放入社区服装仓库中。从此，身心折磨以及性虐待成了家常便饭。

    我不想对虐待做过多描述，以免触发可能读到此书的原教徒的伤痛往事。如果您对我们童年时代遭遇的虐待细节有兴趣了解的话，建议您移步我个人网站，并购买我的自传《邪教孩子》。

    在阿拉斯加，性虐待依旧存在。“上帝运动”教为恋童癖患者提供了安全的场所，因为该教相信他们身上不存在恋童魔鬼，更为甚者，他们认定他们的社区压根儿不存在恋童癖。不知有多少次，当成人被发现恋童的时候，受到责怪的却是儿童，是儿童被控淫荡、放纵和引诱。我同其他儿童一样，从事童工工作，受到惩罚时不给食物，并遭受严重的身心虐待。尽管长老们和他们自己的孩子受到了某种保护，没有遭受和我一样的厄运，但我从原教徒那里听说，一些长老的孩子在自己家里也未能幸免。

    聚居地有武装卫兵24小时监视，并有严格的管理规定，如女性只能穿短裙，男性必须剪短发，不得留胡须，教徒必须得到长老许可才能做某种特定工作或结婚。在我14岁的时候，母亲、姐姐和我被开除教籍。我们搬到了外祖母生活的田纳西州马丁镇。

    “上帝运动”之外的社会生活对我产生了巨大的文化冲击。母亲已被塑造成自恋而冷酷的人，她的所作所为就像我们的过去经历从未发生过一样。我像只变色龙一样，不断地适应着周围的生活。我从未看过电视，甚至从未用过电。我的家人都带着厚厚的功能性面具，掩盖严重的功能错乱，包括酗酒、吸毒以及相互仇恨和攻击。我不仅不了解同龄人文化，而且几乎身无分文。“上帝运动”打发我们离开时，我们只带了随身衣物和很少的钱。那时，我只有十几岁，我努力适应环境，寻找自己的方式，并找到能被接纳的地方。我走了一条漫长而黑暗的道路。

    2007年，母亲过世后，我决定写出我的故事，不用担心她产生过激反应。我感觉使用第三人称能建立一个安全网，将我从遭受的多层虐待隔离开来，从而能较好地讲述故事。因此，我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小女孩,名叫茜拉·凯普林（Sila Caprin）。

    我曾天真地认为我能飞快完成此书，因此我给自己定了一个非常短的截稿期限。这段时光长达7年，在我最终决定下笔之时，我无法预测这7年的回忆会出现什么。我经历了午夜惊魂，数天不能言语表达的噩梦，房间里甚至不能开灯。我丢了工作，有时数月中都无法落笔成文。一连数天，我不停地哭泣，为那些我无法面对的往事伤心。我为茜拉写了歌曲和摇篮曲专辑，与她一同踏上了那些黑暗中时隐时现的痛苦历程。孩提时，我被剥夺了话语权、自我认知或各种真实性。我们的艺术天分，一旦被发现，就会被迅速扼杀。长大后，创作能力成为了我的长大成人标志。

    我情绪控制的恢复很大程度来源于我掌握的信息。互联网上的信息让我明白，我的某些行为出自自己过往的经历。我最终找到了一名咨询师，帮助我确定我的经历，找到可以与我头脑中的记忆沟通的语言以及我看待世界的方式和原因。我找到了批判性思考的方式，明白了尽管是我接受了治疗，但真正的心理疾病却埋藏在虐待者的内心深处。

    逃离邪教的路程非常艰辛。我所经历的一切永远地改变了我。我学会了接受、自我解压，最重要的是，我开始不停定义我所感觉到的爱和安全的边界。我期盼所有虐待受害者都能在康复原路上彼此搀扶。我们需要听到所有的声音，直到没有一个孩子再次受到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