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风

    《通鉴》中《世宗孝武皇帝》一章里董仲舒的言论有长篇记述。其中心思想还是弘扬礼制，贬低法治，说什么取法申不害、商鞅的法令，采用韩非的学说，厌恶帝王的仁义之道，做事太功利，人人逐利，受刑罚的百姓很多，这都是教化没做。老百姓不知所从，“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名，民知所从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他的核心目的，但是他没有说把法令制度也一并取消，还是想要用礼的教化统领治国理政。这是由董仲舒的阴阳五行学说决定的，他认为天道宇宙由阴阳组成，阳为德主生，阴为刑主杀。阳主阴辅，所以德指导刑。他还主张天人感应，皇帝就是天子，要行天道，把皇帝神化。所以《通鉴》记载了因为天象，汉朝频频大赦天下。如汉平帝阳朔元年出现日食，大赦天下；汉哀帝建平元年，北方坠落16颗陨石，大赦天下；王莽初始元年发生地震，也大赦天下。

    董仲舒把儒学带到一个新高度，就是用《春秋》判案断狱，把儒家经典作为司法的依据了，这就是中国古代法治史课本通常都要重点介绍法治儒家化的重要标志。据《史记·儒林传》记载，董仲舒曾录《春秋》决狱232事作为示范（案例法），其弟子吕步舒在受命处理淮南王谋反案中，“以处春秋之义正之，天下皆以为是”。《通鉴》中记载，有个大司农（农林部长）田延年贪污被告发，有人去跟把持朝政的大将军霍光说，按照《春秋》可以将功补过。霍光回忆了田延年所立之功，认可这个说法。法律儒家化有很多内容，比如亲亲相隐，比如秋冬行刑和审理诉讼。《通鉴》中记载了一个叫诸葛丰的司隶校尉（隶属于御史大夫负责监察中央官员），为人刚强正直，被控在春节和夏季逮捕人犯，结果直降为守城门的。由此可见，儒家把汉代司法治度改造的多么细致。

    董仲舒成功的经济社会基础。汉初国力衰微，面对来自匈奴的千年威胁，只能忍气吞声、韬光养晦。到汉武帝即位之后，解决国防困境也就自然摆到了议事日程之上。汉武帝一改先人韬光养晦的做法，主动出击，但战争的消耗巨大，光靠国库老本并非长久之计，正是在此背景下，桑弘羊所参与的汉武帝经济改革出台了。这一点与战国法家崛起的时代背景何其相似。而桑弘羊与以前的法家人物改革的策略（下场一样悲惨）也是一脉相承的，要求发挥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决心性作用，加强财政汲取能力。

    为推进经济的改革，意识形态也必须随之而改。董仲舒的加强中央集权、实现大一统的儒家思想正契合了帝王的统治心欲。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采用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新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加大推行力度，鼓励基层士人攻读儒家经典，汉政权把学习《六经》和出任国家官吏结为一体。这无疑加速了儒学的普及。至汉平帝时全国自中央、郡（国）、县、乡至基层的里，建立起完整的教育体系。从幼童开始必须接受儒学教育，在社会层面把儒学教育平民化普及化。官方对于“通财共居”的现象采取默认甚至是鼓励的态度，产生于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儒家“亲亲、尊尊”思想成为社会的主流。儒家思想由原来维护贵族统治的工具，变成维护通族合宗的宗法血缘聚落集团的工具，贵族变成族长了，塑造了中国两千年的基层社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