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风

    法治与礼制在汉代初年逐步得到恢复。著名的“约法三章”，在《通鉴》《太祖高皇帝》一篇中记载，高祖刘邦进入关中后召集本地父老、乡绅、豪杰开会，谴责秦法言说：“父老苦秦苛法久矣”。按照各诸侯约定，我成为关中王，现在跟大家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然后把其他秦朝法律条文一律废除了。注意，这里刘邦不是讲法治虚无化，而是将法治简单化，变成了大家好记好服从的那么几条，迅速的稳定了社会形势，展现了自己的治理能力，无疑在与实力强大的项羽争取民心上棋高一招儿。

    那么汉朝建立后是不是将法治一劳永逸的简单化呢，肯定不是。约法三章的简略内容自然不能适应形势需要，所以，西汉政权一经建立，刘邦便命令萧何在《法经》六篇的基础上删减秦法治订了《九章律》。值得注意的是，刘邦还命令叔孙通制定礼仪制度，将其称为《傍章律》（傍上《九章律》这个大款，礼制反倒依附于法治了），作为《九章律》的附录，供司法官员引用，收藏保管于法官之处。

    于是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礼制经过春秋战国变法革新的洗礼所剩无几，而法治也在秦的覆灭和楚汉征战中令人唾弃，在汉政权建立之初百废待兴之际，二者却为刘邦很好地结合，用于治国理政。汉朝之初，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政权精英以黄老思想为主流，“无为而治”，崇尚休养生息，而其中有儒家和法家思想的精英们会不满足于现状，不遗余力地向皇帝宣传儒法对治国理政的重要，绝地大反击的机会就是汉武帝刘彻的登场，启用儒学大家河北人董仲舒，倡导儒学，才有了之后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