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丹  琳

  再过一个月，一个沉痛而难忘的日子——“4·25”就会再次来到我面前。“4·25”，16年前那个举世震惊的事件，每到这个时候就会叩问我的良心。1999年4月25日，“法轮功”练习者聚众围堵中南海。作为这起事件的亲历者，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去告诉每一个有良知的公民，通过这起事件，“法轮功”邪教的政治野心昭然若揭,李洪志两面三刀的嘴脸大白于天下。

  尽管李洪志在早期“经文”中时有强调，“大法”不参与政治，不干涉国事，但李洪志的政治野心在某些“经文”中还是显现了一些端倪。如在《挖根》中，李洪志以一种非常尖锐的口吻说：“我早就看到有个别人，心不是为了维护大法，而是为了维护人类社会的什么。”“关键时我要叫你们决裂人时，你们却不跟我走，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在这样的导向下，“法轮功”已经与一些新闻媒体和政府机构发生了冲突，此时“法轮功”的邪教本质虽然偶露峥嵘，但还不敢公然暴露自己的真实面目。

  “4·25”前夕，“法轮功”各级组织已经比较完备，从“法轮大法研究会”到各省辅导总站，再到各级辅导站和练功点，组织相当严密，对弟子的精神控制也达到了李洪志认为比较理想的状态。有一些还具有法律意识和正常思维的练习者，和不积极参与围堵事件的“法轮功”负责人，或者受到李洪志的批评，或者干脆被撤职，李洪志已经为下一步公然与政府叫板做了精心而周密的准备。

  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修炼“法轮功”、追求“圆满升天”而导致的人间悲剧越来越多，不少练习者的家属开始向国务院信访办写信反映此事，向中国气功协会状告“法轮功”是伪气功，新闻媒体报道的这方面事实也越来越多……李洪志如坐针毡，预感到形势不妙。下一步怎么办？显然，坐以待毙不是李洪志和“法轮功”组织的选择。

  正在这时，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的一篇《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的文章终于触动了李洪志那根敏感的神经。从1999年4月19日开始，“法轮功”人员围堵了天津师大教育学院，要求他们停发刊登那篇文章的杂志，要求作者向“法轮功”赔礼道歉。连续多日的围堵严重影响了天津教育学院的教学秩序，在师生们的心理上留下了很大的阴影。公安执法人员前去维持秩序，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拘留了40多名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法轮功”骨干人员。

  在美国的李洪志得知此事后于4月22日17时乘坐美国西北航空公司NW087航班飞到北京，当天晚上就召集“法轮大法研究会”成员一起策划了震惊中外的围堵中南海事件！

  4月24日，李洪志飞往香港，“法轮大法研究会”向各省总站下发通知，层层传达，让练习者们在25日这天到达北京中南海。这一天，李洪志在香港遥控指挥了整个围堵事件！其目的就是想向政府和社会释放这样的信号：我李洪志手里掌握着这么多的群众，你们最好不要动我李洪志，否则众怒难犯！

  据可靠消息透露，“4·25”事件发生的当天，“法轮功”代表谈判时曾想向中央提出，让李洪志当全国政协副主席，后来觉得不妥，又改为让李洪志进全国政协！其政治目的已昭然若揭！

  “4·25”事件之后，李洪志为掩盖真相，面对外国记者的采访，他撒下了弥天大谎，坚决否认自己知道并策划该事件，说他根本不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事，自己当时在去澳洲的飞机上，后又说在北京转机，没出候机室，后又说虽出了候机室，但没有和北京弟子联系。

  可是，李洪志在随后的“新西兰讲法”中，却对“4·25事件”大加鼓励和赞赏，甚至鼓动那些没有去北京的练习者，如果再有这种事情，一定要放下名利情去积极参与。“4·25”之后，全国各地又发生了“法轮功”学员多起围堵当地政府和新闻媒体的事件，“4·25”起到了明显风向标的作用。

  “4·25”事件拉开了“法轮功”组织公开对抗政府的序幕。李洪志又陆续抛出了《我的一点感想》、《位置》、《安定》等经文，火药味儿十足，公开把矛头指向政府，这对1999年7月20日政府依法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后，大批练习者再次到北京滋事起到了不良导向作用。

  按李洪志本人的话来讲：“如果李洪志参与了政治，今天传的就是邪法。”那么，“4·25”事件的出现，等于李洪志不打自招承认自己传的是邪法。这当然是李洪志最为忌讳的事情，因而就有了“法轮功”组织长达数年、千方百计地歪曲“4·25”真相。直至现在，每到“4·25”来临的日子，“法轮功”邪教都大做文章，极力歪曲“4·25”真相，甚至把“4·25”的动机和目的归结为政府为取缔他们而制造的假象等等。

  参与政治，是“法轮功”邪教的必然走向，“4·25”事件是李洪志亲手导演的一件惊天丑闻，也是他们最终沦落为国际反华势力工具的一次预演，更是邪教走向衰败的忌日！无论“法轮功”怎样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巧言诡辩，终究不能掩盖历史的真相，不能掩盖邪教头目李洪志的政治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