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永学

  今年全国两会，地方政府机动车限购等政策因立法法修改再次引起热议。3月10日，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的深圳市委书记王荣接受记者专访，就去年深圳机动车突然限购表示，政府制定这个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

  “不得已而为之”恐怕是所有实行机动车限购政策城市的理由。交通拥堵、空气污染使得这一政策赢得部分群众的支持。但是，这一政策同样影响到很多人的利益和生活。从政府的角度看，采取限购措施是两难之下的无奈选择；但是，从法治的视角看，政府的这种行为却于法无据，有专断之嫌。这与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是背离的。

  舆论对限购政策的这一轮关注，对错与否并不是问题的核心。大家关注的是，政府以“红头文件”对公众的行为进行限制是否涉嫌违法。因为“红头文件”从来就不是一个法律概念。

  当前，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嘴上喊着法治，骨子里却依然是人治思维。这种忧虑所指，不仅仅是各级政府官员，同样包括广大市民群众。很多时候，政府在处理社会难题时所采取的措施，我们更多地考虑它的合理性，却忽略了它是否于法有据。而拥有一定群众基础的“良政”，使权力更自信地游离于法治之外，当权力一旦“任性”起来，老百姓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无可奈何。前段时间燃油税连续上调便是一个例证。

  立法法修改，就是要把权力关进法治的笼子。即便是再好的“良政”，亦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决策，都应该有法律法规作为依据。像北京、深圳这样交通异常拥堵的城市，在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情况下，政府如何作为？立法法修正案打开了一扇窗——地方政府在来不及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情况下，可以先制定政府规章，但是满两年必须提交本级人大制定地方性法规，如果不提交，满两年就要失效。

  立法法修正案从立法机制上为政府依法行政铺平了道路，也为监督政府执法提供了法律依据。我们有理由相信，以“红头文件”代替法律法规的日子即将画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