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新芳

  “小官巨贪”已经不是个案，虽然不是普遍现象，因不时被媒体“曝料”，吸引公众眼球，其负面影响深远。不论“大官大贪”，还是“小官巨贪”，无不是官员思想腐化堕落的结果，只不过，后者更集中反映了官员犯罪欲望的日积月累和不断“膨胀”升级。一些“小官”垄断稀缺资源，霸占公共权力，有充足的犯罪的条件，思想防线一旦放松，如不及时铲除犯罪念想，任由其“发酵”，由“小贪”到“中贪”进而演变为“大贪”，是大概率的事情。从问题导向出发，“小官巨贪”现象给检察预防提出了新课题、新挑战，首先，有必要对预防教育的定位、路径再认识、再修正。

  预防教育是防范职务犯罪的第一道防线。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宏伟目标，发挥公职人员建设法治体系的重要作用，先决条件是建立“防火墙”，持之以恒地加强预防教育,确保其远离职务犯罪，促进依法履职、依法行政。犯罪动机是产生犯罪行为的内在先导因素，犯罪行为是犯罪动机的外化，当相当数量的公职人员潜藏犯罪动机，不时有犯罪冲动时，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通过预防教育，切断犯罪动机，打消犯罪念头，使特定人不想犯，是防控职务犯罪的必由之路。预防教育不是万能的，没有预防教育却万万不能，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此乃预防教育的至高境界。很难量化统计，一次预防教育能够减少、遏制多少职务犯罪，但高频次、高质量的预防教育“治未病”的固本功效毋庸置疑。

  预防教育要兼顾普法教育和守法教育，特别要在守法教育上下功夫。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为以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建立检察官“以案释法治度”。当今，公务员群体特别是领导干部接受教育有多种渠道，对贪贿渎职犯罪基本法律常识不能说不知，其走上犯罪道路，恐怕不主要因为对法律的无知，更多的是对法律的无畏和道德水准的低下。检察预防旨在提高公职人员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行使公权力的能力，特别要处理好普法教育与守法教育的关系，检察官开展“普法”教育义不容辞，问题在于，公职人员与普通百姓认知能力有所不同，对公职人员的预防教育，应当在守法教育上有所侧重。而不同行业、不同群体的官员对法律的需求也存在差异，我们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订单式”法治观念、法律素养的培养上。

  预防教育要结合检察职能，建立专业平台，向专业化方向发展。检察预防的宪法定位和法理渊源在于法律监督职能，基本途径是结合办案，总体要求是符合检察工作规律，体现专业特色。良好的平台是检察机关开展预防教育的基础。丰富、“鲜活”的案例资源，是我们研究犯罪、剖析成因、查找规律、提出对策的宝贵资源，也是预防教育的资料库。整理、挖掘、利用这些多年来形成的资源，建设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信息平台，实现省内资源共享，利于当前、利于长远，势在必行。对已经判决生效的职务犯罪案例资料，要集中精力采集、录入。另外，对已建警示教育基地，及时充实、更换教育内容，做到与时俱进、常教常新。

  预防教育贵在分类施教、因人施教。不看受众对象、不考虑预防单位需求，言之无物、千篇一律的“大而空”式教育，自然是没有生命力的，是预防教育的大忌。预防干警首先要做的功课是，根据行业属性和岗位特点，洞察受众群体内心深处已经扭曲、“变质”的认知因素，比如，随波从众、小贪非贪、贵人相救等心理，找准“病灶”，对症下药、循病纠偏，治心理“病树”、拔思想“烂树”。高级别领导干部毕竟是少数，对绝大多数低级别领导干部和普通公务员而言，本行业、本单位和本岗位的个案，受众最关心、最爱听，拿身边人、身边事“说事”，通过剖析罪案触及灵魂，消减负能量，预防教育就更具针对性、更能打动人心、更能提升效果。

  预防教育重在经常性的提醒、提示。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公务人员和领导干部，要守住底线。要像出家人天天念阿弥陀佛一样，天天念‘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你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伸手必被捉’”。高明者把主要精力用在防火上，而不是被动的救火，抓早、抓小、抓苗头性思想动向，有事半功倍之效，是预防教育的立足点。要织密、织细防范产生犯罪欲望的思想篱笆，不放过一个细微的不当言行。那些“小官巨贪”，在犯罪念头刚刚产生或者犯罪初始阶段，如果能够接受针对性强的预防教育，可能会打消念头，不会犯罪或者停止犯罪。当然，犯罪动机的形成、固化并非朝夕之事，指望通过一两次提醒就能彻底消除犯罪念想未免理想化，对那些犯罪欲望根深蒂固者，要有一股钉子精神，锲而不舍，反复提醒、经常提醒。

  （作者系河北省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