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

  面对无法挽回的家庭，王女士和丈夫选择离婚。准备好了所有离婚需要的材料，近日二人来到西安市长安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时，才发现离婚竟有“限号”政策，一天只发10个号。这对于铁了心要离婚的当事人来说，无疑是多了一道门槛。而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则表示，此举的目的在于留出点时间让夫妻双方慎重考虑，尽量让离婚的夫妻少一些，再少一些。

  ——8月16日《三秦都市报》

  Ａ

  尊重离婚自由

  也是“成人之美”

  叶祝颐

  不可否认，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人因为房子限购、拆迁等问题选择假离婚，也有夫妻是一时冲动离婚。婚姻登记处采取“离婚限号”措施，应对离婚潮。防止有人拿婚姻当儿戏，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用工作人员的话来说，留出点时间让夫妻双方慎重考虑。应该说，婚姻登记处“离婚限号”的初衷并没有恶意。

  但是，我并不认同“离婚限号”的做法。离婚潮毕竟不同于交通拥堵，应对离婚潮，远没有治理交通拥堵给汽车分单双号那么简单。我们应该看到，不管是结婚、还是离婚，只要出于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都是公民的合法权利。在办理离婚登记时，工作人员提醒男女双方保持冷静心态，深思熟虑，那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但是婚姻登记处不必担任道德判官，在履行公共服务时厚此薄彼，人为给离婚自由设置障碍。《婚姻登记条例》取消强制婚检，简化登记手续，目的就是为了倡导婚姻自由。同样，简化离婚手续，也具有尊重公民婚姻自由的进步意义。婚姻登记处以“限号”举措人为增加离婚难度，不是有悖当事人的婚姻自主权利吗？

  其实，除了少数头脑发热，离婚又后悔的离婚者以外，对多数离婚者而言，离婚不仅不是破坏家庭的坏事，而且是一种解脱与新的开始。离开一个不爱自己或自己不爱的人，去追求自己所爱的和爱自己的人，寻找一双合脚的鞋子。这本身就是一种幸福，更是一种人性解放。平时大家工作都比较忙，当事双方一道办理离婚手续，好聚好散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有的离婚拉锯战一拖多年，好不容易等到对方同意离婚。如果离婚时节外生枝被限号了，让他们继续忍受痛苦的煎熬，这不是在围城不幸者的伤口上撒盐，让他们更加不幸吗？

  结婚、离婚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也是一种隐私权利，不需要他人偷窥与干涉。从某种意义上讲，婚姻登记处以“离婚限号”增加离婚难度也是“第三者插足”。婚姻登记处为围城中的不幸者打开方便之门，不为难、不添乱，实际上是另一种“成人之美”与和谐稳定。婚姻登记处为何不能对围城中的不幸者网开一面，祝福他们离婚后去迎接新的人生呢？

  Ｂ

  不妨多看看

  “限号离婚”的善意

  天歌

  以前只听说一些地方“限号”买车，“限号”上路的，却从来没听说还有“限号离婚”的，所以西安市长安区民政局每天只办理10到15对夫妻离婚，排满队就不再办理的规定，引发网友和公众的热议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客观地说，对于那些感情已经破裂，确实无法再继续维持下去的夫妻来说，民政部门这样的规定，可能确实给他们的离婚增加了一些麻烦。所以有律师站在《婚姻法》中婚姻自由的角度，质疑“限号离婚”有干涉当事人婚姻自由的嫌疑。

  但是在我看来，法律是冷冰冰的，但是对法律的执行却可以充满善意和温情，当地民政部门这种规定的背后，透露出的正是一种可贵的善意。最近几年来，国内的离婚率居高不下，屡创新高，从一个乐观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是社会进步，结婚自由，离婚也自由的表现。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每一起离婚案件的背后，都意味着一段感情的破裂，一个家庭的解体，尤其是对于那些已经有了孩子的家庭，离婚对孩子的伤害是可想而知的。更不用说因为离婚矛盾导致的各种纠纷和冲突，甚至酿成的各种人伦悲剧了。

  所以我们不是不赞同离婚，但是如果我们有办法能够让离婚的夫妻少一点，让离婚率降低一些，为什么不去做呢？减少一对离婚的夫妻，就等于是挽救了一个家庭，就等于是保护了围绕这个家庭很多人的幸福和安宁，这不但符合建设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同时也符合“宁拆一座桥不毁一桩婚”的传统观念。而当地民政部门“限号离婚”的根本目的，就是让那些因为一时冲动，互不退步进而导致两人走进民政部门的夫妻能够冷静下来，慎重作出决定。

  事实上，当地民政部门采取这一措施以来，确实有为数不少的夫妻，第一天因为“限号离婚”而没离成，结果第二天也没再继续来离婚。统计数据也显示，长安区2011年办理离婚者1900多对。2012年“限号”离婚实行后，当年办理离婚者较2011年下降了140多对，2013年较2012年又下降40多对。假设这些夫妻一走进民政部门，工作人员二话不说就给他们办理了离婚手续，这几百对家庭是不是都将不复存在？其中又会有多少人因此黯然神伤？

  “限号离婚”说到底就是给婚姻一个冷静期，它并不会阻碍那些感情确已破裂的夫妻离婚，但是却可以避免那些“冲动离婚”的人真的离了婚。在对自身并没有任何利益可言的前提下，民政部门的良苦用心，理应被理解才是。

  Ｃ

  目的良好

  但无法律依据

  杨燕明

  有关部门关注到离婚率增高的现实，这是好事，试图做出改变，也似乎并无不妥。然而我国《婚姻法》第三条就明确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就此来说，长安区的做法可谓把对了脉却开错了方。众所周知，公权力的运行，都必须符合既定的程序。就此来说，“离婚限号”是否符合权力运行的程序与职责，仍是存疑的。

  离婚对一些人来说，并不是一时冲动之举，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有时候离婚也并不代表生活的失败，而是新生活的开始。“离婚限号”一刀切的做法，的确已经在实质上对“婚姻自由”进行了一定的干涉。

  不可否认，限号的初衷是美好的，设想也是丰满的，但公权力的运行，的确应有其发生的逻辑。不能因为初衷美好，权力的运行就可以为所欲为。显然，这样的做法，对公权力的公信而言，是一种极大的损伤。对民政局而言，对于前来离婚的夫妻，可以劝解、可以说服，但不可以干涉，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是不甚妥当的。而“限号”的做法，就是一种“间接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

  因此，“离婚限号”警示我们，对公权力的运行，要进行必要的“限制”。可以说，无论有着多美好的初衷，都不是权力滥用的理由与借口。对权力的运行而言，不仅要看初衷，更要问过程，这二者是缺一不可的。我认为民政局与其“离婚限号”，不如合理地分配资源，让更多的工作人员参与到办理离婚服务的工作中来，如劝解、沟通等工作，而后面这些“人性化”，才是权力在运行轨迹内的“人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