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梁

  在我家不大的厨房里，有两个一蓝一黄、一大一小的搪瓷饭碗，屈指数来，它们已经跟随我有35年之久了。这期间尽管几次搬家，甚至跋涉百里，我始终没有舍去它们，一直保留在身边难舍难分，使用至今。以致有几个到过我家厨房的朋友，看到我这两个“宝贝”，大为惊讶：“都什么年代了，你还用这样的碗，搪瓷都掉了，快把它扔掉吧。”每每此时，我都要给他们讲一番这对“军碗”的来历和与“军碗”有关的故事。

  我叫它们“军碗”，其实并不是部队的标配，只不过我无论是在作战部队的连队还是在政治机关，抑或后来到大军区后勤机关的军事代表岗位，都使用的是这种搪瓷铁碗，所以我便亲切地称它为“军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样的碗在商店里很好买到，只不过现在难觅其踪了。我想，当时的部队特别是作战部队大都使用这样的碗，与那时“随时准备打仗”的情况和部队使命有关。这种碗，轻便耐磨，与瓷碗相比，耐磕耐碰，易于携带，应该说是部队训练施工、演习备战，平时和野炊餐具的较好选择。

  我的那对“军碗”，并没有什么传奇的故事。那是1979年的“八一”前夕，经过北京军区机关在军区各野战军部队预提干部苗子中，政审、笔试、面试、体检等多个环节层层选拔，我有幸作为全师两名被选中者之一，加入到兵工产品的军队检验验收队伍。那天，我们来自各部队的一行二三十人，集体乘车到解放军驻山西机床厂军事代表室报到。古人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可见“吃”的问题在古今行伍都是首先要想到的事情。代表室领导想得很是周到，我们下车伊始，便给我们每人下发了这一大一小、一蓝一黄的“军碗”，同时带着我们熟悉了职工食堂。两个“军碗”和我在野战军基层部队使用的饭碗大同小异，从那时起，这对儿“军碗”便伴随着我直到今天。

  其实，我对“军碗”的记忆和感情，不是特指的狭义的我的这对“军碗”。在我的军旅生涯中，与“军碗”有关的故事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至今影响着我的人生。那是我刚入伍第一年的春天，连队接到任务，到预设作战阵地整修一处防御工事。人们说，内蒙古乌兰察布的天，一年只刮两次风，从春刮到冬。那天，春风喊着号子呼呼地吹个不停，我们挥动镐锹迎风干到中午时分，炊事班的战友挑来了午餐。主食是“二米饭”，还有一桶看上去只微微飘着细细蛋丝的青菜鸡蛋汤。连队吃饭也是要求时间的，我坐在一个坟茔下面试图避开风吹，狼吞虎咽地吃完主食，盛了一碗鸡蛋汤坐回原处，端汤正要入口，忽然一阵狂风扑来，我下意识地低头护碗，碗中汤水浮面上仍被吹上了一层薄薄的草丝和灰尘。我们施工吃饭的那个地方，较为平坦，也是牛羊常来憩息的地方，因此不少牛羊的粪便经过风吹雨打便分解成了细细的草丝。我的碗面上被风吹进的草丝，细细分辨，其实就是分解的牛粪。我本想倒掉不喝，但抬头看看战友们没有一个因此而浪费食物，仍在津津有味地用餐时，似乎感觉到老兵们在给我上着一堂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课。我再没有了杂念，用嘴吹了吹汤上的浮尘，把鸡蛋汤痛快地喝了下去。

  这次喝汤虽给我以教育并使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在和“军碗”有关的吃饭问题上，我还是犯了一次错误。那一年，我们全连携作战装备，到远离营区的某物资储备库做战备施工物资保障工作。一天吃大米饭，或许是当地供应问题，盛在碗中的米粒，有不少是没有脱皮的稻谷，吃在嘴里咀嚼不动。当时，我刚做阑尾切除手术后不久，对这些难以咀嚼和消化的食物比较敏感。多半碗吃下去，剩在碗底的谷粒和米粒我难以下咽，便随手倒进了洗碗池。我的举止被1973年入伍的一名老兵看见并告诉了我的排长。那夜的连点名，我的浪费行为被连首长不点名地批了一顿，再后来，成了班务会一周的点名批评对象。尽管事出有因，但我没有讳疾忌医，战友们的批评，我从爱护我和培养我一种精神的高度认识并接受了。直到今天，这个事件犹在眼前，战友的批评就在耳畔，生活中总有一种不浪费、不奢侈的传统思想在影响和规范着我的举止和行为。

  与“军碗”有关的故事还有不少，上面所说的往事，也是每有朋友看到我那磕碰的有些古董般的“军碗”，劝我扔掉或换掉时我常讲给他们听的故事。此时，听完故事的朋友大都不再劝我扔掉我的宝贝，有朋友还建议我把它们珍藏起来，每遇建军节或有必要的时候，把它们拿出来，重温“军碗”的故事。我认为，这倒是一个可借鉴的建议。因为，我的“军碗”和与“军碗”有关的往事，承载着我人生成长的轨迹，记录着我青年从军的历程，激励着我走好自己的人生。

  （作者单位：河北省公安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