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
从学术型高校转为应用型大学,历史悠久的名校也将面临这一转型。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在6月26日国新办发布会上明确做出上述表态。葛道凯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130余所高校已经提出了转型试点申请,其中以地方本科院校居多。但如果“211”、“985”高校符合转型条件,愿意转型,也将进行转型。
——6月27日《南方都市报》
A
需要社会
转变用人观念
魏文彪
现实实际当中,不少用人单位都感到难以找到实际能力强、能够满足工作所需的高校毕业生。另一方面,不少高校毕业生尽管文凭不低,但却并不容易找到工作就业。而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前高校教育一定程度上存在与现实用人需要脱节现象所造成。而推动部分学术型高校向应用型大学转型,大力培养应用型、技术型人才,则既有利于用人单位更好招聘到工作所需的实用型人才,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更多的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
不过与此同时需要看到的是,当前不少用人单位一方面感叹较难招聘到工作所需的实用型人才,另一方面招聘高校毕业生又往往唯文凭是举。当前许多单位招聘高校毕业生,都要求应聘人员起码是本科文凭,不少单位招聘甚至还仅限招聘硕士研究生以上文凭人员。而当前的现实情形却是,职业院校毕业出来的学生大多是大专生。部分用人单位招聘设置过高的文凭门槛,自然也就将那些应用型、技术型人才挡在门外,并由此而导致其较难招到工作所需的实用型人才。
而由于用人单位过分追求高学历、高文凭,学历低不容易找到工作,许多学生高中毕业后,自然也就不愿就读文凭普遍相对低的职业院校。不少高三学生由于高考考分较低,未能考上本科院校,也往往会选择复读,以期来年考上本科院校。这样一来,自然也就导致应用型、技术型高等教育,难以获得大的发展。
所以,应用型、技术型高等教育要能获得更大的发展,需要社会转变用人观念,用人单位应改变过分追求高学历、高文凭做法,降低招聘文凭门槛,给职业院校毕业生以平等竞争机会,让应用型、技术型人才找到用武之地。如此才会引导更多的学生就读职业院校,推动更多的高校向应用型大学转型,促进应用型、技术型高等教育获得更大的发展,通过培养出更多的应用型、技术型人才,更好满足用人单位与社会所需,并提高高校毕业生整体就业率。
B
部分高校转型职教
是积极纠偏
王 磊
应用型大学的部署安排,是继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1999年大学扩招后的又一次高等教育的重大改革。
部分高校尝试向职业教育的转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它标志着中国学术型教育和技术型教育,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即将得到改变。从高考改革设计,分为学术性高考和技术性高考,到现在130余所高校主动提出转型试点申请,甚至211和985院校,如果符合条件,愿意转型,也可以尝试职业教育。这都是一个积极的纠偏做法。
近日,湖北职业技术学院1103位优秀应届毕业生,身着学士服,拿到了学位证书,成为我国首批“工士”。虽然这只是荣誉称号,而非学位,也不代表我国学位序列中有了“工士”这一学位。但这至少是一次胆大的尝试,是地方院校积极主动的自我创新,同时也为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提供了借鉴。
未来培养人才的方向,是要更加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中国制造要变成中国创造,必然需要更多高精尖的技术型人才、应用型人才。但也要看到,重视职业教育,不仅仅是一个高考改革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大学转型的问题。就像高校扩招、研究生扩招,不会必然带来人才素质的提高一样,当一些高校提出向职业教育转型的时候,对于课程的改变、教学的调整、师资的变化,是一个系统工程。
C
高校转型
忌扎堆推进
余明辉
在原“600所地方普通高校转职业大学”的基础上,又增加了“211”、“985”高校,这无疑更有利于更多的力量投入到职业技能教育上,有利于国家更多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和产出,有利于改变人们对职业大学出身不高的认识,从而解决我国目前技术型人才不足、学术型人才失衡、职业大学招生不畅,以及目前大学生就业难、难就业等问题,大方向无疑值得肯定。但是,“高转职”还是切忌扎堆进行。
首先是改变观念需要过程。观念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甚至决定着“高转职”能否最终顺利推进及成功问题。如何改变社会和家长长期以来一定程度上认为职业教育就是培养社会地位低、工作脏累差的工人等固有认知,是解决目前乃至今后较长一个时期“高转职”、职业技术院校招生难、难招生的一个关键问题,这需要过程。如果扎堆“高转职”,届时生源就是个大问题。毕竟,只有好的招生环境和有生源可培养,有关大学“高转职”才真正有意义。
其次是教育资源配置需要过程。让多所原本或很大程度上搞纯学术性教育研究的高等院校成功转变,教育教学的软硬件设施配置,需要的资金、设备等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如何解决、靠谁解决,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大问题,而比这更难的是转变后这些大学所需的师资力量解决,也需要过程。如果一下子很多大学都扎堆“高改职”,短期内资金、师资等的配备,无疑就是一个困难重重、让人挠头的棘手问题。
再次是制度等保障需要过程。如何让上技术技能高校的学生毕业进入社会后,能够做到人尽其才、学尽所用、不浪费人才,牵扯的则是一个更大的制度建设问题,如职业制度准入与监督等。只有这些问题很好地解决了,“高改职”才能有生命力,才能有效推行下去,才能凸显这一制度设计的初衷和好处。而这,无疑还是一个复杂、长期的命题,如果一下子集中“高改职”,无疑会在制度层面也面临无法解决的问题。
总之,明确推行“高转职”方向,只是我国破解人才培养畸形的第一步。而要让技术技能教育有效健康开展,必须要解决人们的观念、教育资源以及制度保障等问题。只有社会的观念有效改变了,教育资源齐全坚实了,可培养的生源有保障了,培养的人才不浪费了,“高转职”改革才算成功了,才能顺利推行下去。这就要求,国家有关方面在引导高校积极“高转职”的同时,有意识、有目的分批分阶段批准和指导相关高校次序进行“高转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