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永学

  新华网记者5月8日一则报道引起媒体关注，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一起动迁户“民告官”案件，黄浦区区长彭崧坐上了被告席，成为上海市首个出庭应诉的区长。 

  “民告官不见官”是行政诉讼案件审判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上海市黄浦区区长主动坐到被告席上，“破冰”意味浓厚。

  其实，从法律制度的设置看，刑诉法并没有规定行政负责人必须出庭应诉。但是，在当前推进法治建设压力很大的情况下，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其作用不仅仅是提高自身的法治意识，更在于其产生的社会影响。因此，一些省市近年来推行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明确了行政机关负责人必须出庭的具体情况。

  然而从长远看，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的社会热度过后，其象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要大于实际意义。这是因为，出庭应诉专业性要求很高，主要还是依靠律师等法律专业人员来进行；执法中引发矛盾大多数情况下不是行政负责人亲力亲为，真正讲得清的还是那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或者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所以，行政负责人在克服了最初的“害怕”、“害羞”心理后，出庭应诉可能会自然地多起来，但象征色彩也会越来越浓。事实上，流于形式的苗头在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显露。

  让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一个最直接的动机是强化他们的法治意识，进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一些行政机关负责人迫于上级规定出庭应诉，并不代表他们对司法真正尊重，也不代表他们对司法裁判的服从。更何况一些司法审判人员出于对权力的敬畏，在庭审中会给足行政负责人面子。

  所以，行政负责人出庭与否，并不能和官与民在司法面前是否平等画等号。我们除了关注行政负责人是否出庭应诉外，更应该关注“民告官”案件是否能够正常立案，立案后有多少案件能够依法判决，判决后有多少案件能够得到执行。这些才是“民告官”案件最值得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