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永

  前两天，我写了一篇关于“四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评论，突然想到清代林则徐的两道“传牌”。

  何为“传牌”？实际是清官署的一种下行公文，是下传通知的牌子，用现今的话说就是通知或通告。那年代没有电话、电报，更谈不上手机，下个通知就要派人传送，不过是告知我要路过你那个地方，等等。

  清道光十年（1830年），林则徐受任湖北布政使，在由京去鄂赴任途中，由襄阳发了一道“传牌”，即《由襄阳赴省传牌》，原文：“为传知事：照得本司自京来楚，现已行抵襄阳，由水路赴省。所雇船只，系照民价，自行给发，不许沿途支付水脚，亦无须添篙帮纤。行李仆从，俱系随身，并无前站及后路行走之人。伙食一切，亦已自行买备，沿途无须致送下程酒食等物。所属官员只在本境马头接见，毋庸远迎。为此牌仰沿途经过各站遵照。倘有借名影射，私索水脚站规及一切供应者，该地方官立刻严拿惩办，不得稍有徇纵。切切！须至传知者。”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离京赴粤查禁鸦片，行前，从第一站良乡县向广东省发出一道“传牌”，即《本部堂奉旨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传牌稿》：“为传知事：照得本部堂奉旨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并无随带官员供事书吏，惟顶马一弁、跟丁六名、厨丁小夫共三名，俱系随身行走，并无前站后站之人。如有借名射影，立即拿究。所坐大轿一乘，自雇轿夫十二名；所带行李，自雇大车二辆、轿车一辆。其夫价轿价均已自行发给，足以敷其食用，不许在各驿站索取丝毫。该州县亦不必另雇轿夫迎接。至不通车路及应行水路之处，亦皆随地自雇夫船。本部堂系由外任出差，与部院大员稍异。且州县驿站之累，皆已备知，尤宜加意体恤。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靡费。此非客气，切勿故违。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即须扭禀，私送者定行特参。言出法随，各宜懔遵毋违。切切。须至传牌者。右牌仰沿途经过各州县驿站官吏准此。此牌由良乡县传至广东省城。仍缴。”

  以上两道“传牌”表明，林则徐出行自报“家底”，一切尽皆自理，一不准远迎送，二不准摆酒席，三不准索受贿。一旦遇有违者，即严拿惩办。据史料记载，林则徐说到做到。到广东去禁烟，在由京城南下的两个月时间里，他历经数省，历经雪雨，车马劳顿，却一路不扰民，不惊动地方政府，还做了大量民情吏情的调查研究工作。按当时情况，林则徐官位显赫，既是两湖（湖北、湖南）的最高长官，又奉旨主管广东军政，这样一位大员离京南下，通常旧例，不弄个人仰马翻、巨额靡费才怪！而林则徐却是轻车简从，一身凛气，两袖清风，着实让人信服、敬佩。林则徐处在晚清，那时的清王朝已走下坡路，八旗兵武艺荒疏，几成纨绔;各级官员中饱私囊，贪污成风。“文官爱钱，武官要命”，“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样的国家其实气数已绝。一个专制的王朝，往往开始时也是听民意、得人心的，但统治时间长了，唯我独尊，贪官污吏横行，老百姓被挤压榨取，呐喊呻吟的声音不能被听到，最后失民心、遭唾弃，灭亡是必然的。落后就要挨打，腐败必然亡国，这是历史的铁律。

  慨叹的是，在这样的制度下，林则徐却还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十分的觉悟，实在难能可贵。

  林则徐的“传牌”距今170多年了，然而它对现实的敲击声，在今天听来仍那么有力、那么响亮。曾几何时，我们的官员出行，下基层，动辄全城戒严，交通管制，警车开道，喇叭呼叫。这样的情景不在少数，作为记者，我没少目睹。记得某上级官员到一个城市植物园里就餐下榻，在市区和植物园之间大多是平展的农地，没有什么不安全障碍物，却沿途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苦了冷风中站着的警察。那情景很扎眼。老百姓说，这样的环境，地上跑一只小动物也会看得清清楚楚，大可不必动用这么多人来警卫！

  由此看来，今天我们强调干部思想作风建设，查摆“四风”问题，拍苍蝇，打老虎，何等的重要，多么英明，多么适时。以我们通行的社会学说而论，今天的制度、官员的觉悟都应优于旧朝代。那么，林则徐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官员尚且能如此，难道我们时代的共产党人、各级的领导有什么做不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