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4日上午9时15分许，陕西省富平县妇幼保健院原产科医生张淑侠因拐卖儿童罪一审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从去年7月发酵至今的富平医生贩婴案再次引发众人关注。

  这是2013年多个关于孩子的新闻之一。这起案件的背面，连同“徐州打拐解救出的婴儿无人认领”、“石家庄弃婴岛”等新闻一起，都涉及了对于人情伦理的拷问。

  贩婴事件非个案

  妇产科医生贩卖新生儿，这大概是监守自盗情节中最严重的一种。带着还原新闻事实的念头，笔者去了一趟陕西富平。在从西安赶赴富平县的路上，当地朋友对此事表示震惊之余，表示富平是个人口大县。

  去年8月5日，来国峰家的男婴在警方和医护人员的簇拥下回到了他出生的病房，来家人呼天抢地地把他拥入怀中，满屋子劫后重生的悲喜。

  就在病房楼的门厅前，另一个母亲也在哭，她背对着团圆的来家人，伤心地抹泪。她叫党李鑫，据称是在来家的事情被曝光后，第一个作出响应的。2007年3月，她在妇幼保健医院顺产下一名男婴，结果张淑侠在医生例行查房后独自返回了党的病房，告诉她孩子有病，并劝说她放弃婴儿。据党李鑫描述，这部分及以后孩子被“处理”的情节和来家的案情非常相似。

  党李鑫之子当年的“病症”比来家男婴还要简单些——先天性心脏病。据称，张淑侠医生当年告诉她，她的孩子哭起来脸色“发青、发紫”，是先心病的症状，今后带着这病将耗去她家里大量的财力，而且还治不好。

  家长为何选择放弃

  几乎同样的事情据称还发生在了杨秋棉、董富贵、郑贤良和唐凯等等家庭，而所有的情节大都类似：医生找茬发现莫须有的病情，一番劝说让家长放弃，以“熟人”身份获得信任及“处理”弃婴的权利，最后掩人耳目地卖掉孩子。虽然“病症”各不相同，但张淑侠医生的劝说手段都是一样的，即夸大病情后以预设出的困境吓退家长，其中一句表达是经常被提到的：“娃得了这病，将来又看不好，又得花家里好多钱。”

  在医生“情理兼备”的劝说攻势下，所有的家长都选择了放弃，没有一例想要尝试坚持治疗自己的孩子，哪怕仅是观察几天时间。

  看到如此多的选择放弃，笔者想问：为什么要放弃治疗？接受笔者采访的原积水潭医院产科主任李少芬说，胎儿成形的第28周，即应当计入我国人口中，“是一个人了”，应该得到“人”的待遇。但富平县的婴儿们显然没得到。

  2013年末的一次电话回访，更是让笔者脊背发凉——如果命运重新给这些家长一次机会，他们会重新选择吗？答案是，不。

  重来一次的机会不是笔者假想的，而是公安机关给的。从去年8月开始，越来越多的家长作出了响应，他们意识到当年被张淑侠以同样的手段骗去了孩子，纷纷向公安机关报案。最终，当地警方部分予以立案并侦查破获。富平县唐凯一家没被立案，他说，他们家不准备再继续找孩子了。理由是：据他了解，县里有几户人家的孩子被找回来了，但发现孩子确实有残疾，就又放弃了。笔者追问，再放弃以后送到哪里？他说，可能是福利院吧。但是据说福利院也不愿意收，所以孩子找回来以后也很麻烦，所以他不找了。

  他还说，还有一些丢了孩子的家长，一听说找回来的孩子确实有残疾或疾病，都纷纷打消了继续报案寻找的念头。唐凯还细算了一遍，照顾一个残疾孩子将给一个农村家庭带来多么大的负担。

  农村的经济状况当然是放弃坚持的原因，另外福利机构所能提供的依托、民政制度上的完善，都有待于继续讨论。否则，这些孩子们作为“人”的价值将继续轻易地湮没在环境压迫之下。

  如何建立合法的领养渠道

  徐州铁路警方破获一起特大拐卖儿童案，但是在解救出孩子后，家长不愿来认领。经调查后发现，这些孩子都来自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办案民警说，当地的孩子像牛羊一样被放养着，人贩子抓住机会劝说这些家庭送出了健康的孩子。这些山区里的家庭贫寒之极，年收入只有两三千元，卖一个孩子顶上一家人十年的收入；如果孩子被送回去，他们就得退钱。所以这些父母不愿来徐州接孩子，甚至在民警前去调查时都没有一人肯露面。

  像物品一样被父母卖走的孩子们，在东部地区却得到了宝贝般的待遇。同时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被拐卖的孩子又很难被当地福利院接收。于是，民警费力解救出的孩子只能留在收买人的家庭里，而且貌似还是最好的结果，这让办案民警很是困惑。

  怎样才能避免亲生父母割舍骨肉的悲剧再上演？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的工作人员提供了一个启示：国家民政系统能不能给这些先天残疾的儿童家里予以补贴，通过在经济上减轻压力的方式，避免孩子被遗弃后产生种种问题？

  既然这些孩子没有选择的权利，那么怎样在制度上引导他们的家人做出更好的选择，可能是社会在未来要面临的问题。 薛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