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

  “我该怎么办？”10月26日，长沙一位小学教师谭双喜把自己的工作调动通知发到了自己的微博上。按照长沙市天心区教育局组织人事科的通知，这位小学高级教师要在下周一到拆迁指挥部报道，任务是劝婆婆。这都是因为她婆婆成了拆迁“钉子户”，在收到调职通知前，她已数次被叫去谈话，要求做其婆婆的思想工作，甚至在得知被调职后，不惜假离婚来“抗令”。（10月27日《东方早报》）

  Ａ

  株连拆迁

  是法治之耻

  公职归公职，拆迁归拆迁。两者本是两种性质的问题。如果谭双喜不能胜任教师工作，用人单位给予调职哪怕是辞退都无话可说。就因为谭双喜的婆婆不在拆迁书上签字，就将其调到拆迁指挥部威逼婆婆拆迁，法律依据何在？当然，在现行权力语境下，“官大一级压死人”，教师受制于学校，学校受制于教育局，在权力现实面前，为了保住饭碗、工资，女教师或许会劝说婆婆在拆迁协议上签字。但是政府如此违法行政，也会让自身公信力荡然无存。

  不可否认，开发商的建设方案规划好了，有人不签拆迁协议，延误工期，确实影响开发商的利益。如果开发商就此撤资，也会对当地GDP增长带来影响。但这不是政府利用权力压迫权利，使手段威逼业主、野蛮拆迁的理由。只要公民取得了房屋合法产权，在没有达成拆迁协议之前，讨价还价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要拆迁公民房屋，就要取得公民同意，在拆迁之前双方展开利益博弈，在充分尊重业主权利，双方达成协议，办理合法拆迁手续的基础上，才能完成拆迁过程。退一步讲，即使拆迁工作由政府主导，政府也应该尽量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被拆迁人利益。政府有什么理由为开发商“两肋插刀”，利用公权力威逼私权就范呢？政府如此以权压法，强制教师亲属拆迁，不仅暴露出对公民物权的蔑视，而且隐喻着政府与开发商之间存在利益交换。这既需要政府自证清白，也需要有关部门介入调查。

  因此，面对侵犯人权、物权、亲情伦理，涉嫌违法的株连拆迁，法律决不能沉默。上级有关部门应该尽快介入调查，启动问责程序，在法律的框架内结束这场拆迁闹剧。如果类似“权力以令强制拆迁”，巧取豪夺的闹剧得不到有效遏制的话，不仅官民心理难以和解，法律受到挑战，政府公信也会进一步贬值。         （胡艺）

  B

  拿什么来

  终结“亲情逼拆”

  这只是又一起了无新意的“亲情逼拆”而已。每一个职业都有法定的职责，借行政调令之权行“亲情逼拆”之实，不仅让职业的尊严扫地，也是“违法行政”的体现。“亲情逼拆”表面上容易降低拆迁对象与政府之间的直接冲突，但本质上依然是一种诉诸“权力性暴力”和“亲情软暴力”的野蛮拆迁。“亲情逼拆”也许表面上达到了逼拆的效果，但却深刻地撕裂了官民互信和社会亲情伦理，埋下了更大的社会安全稳定隐患，增大了维护社会和谐的隐性成本。所以，“亲情逼拆”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出现。

  然而，“亲情逼拆”为何阴魂不散、屡屡发生呢？舆论已经分析的较为透彻了，直接诱因是“亲情逼拆”屡试不爽，效果明显，不动一兵一卒，就实现了“和谐”拆迁。而深层次的原因，是基层政府“人治大于法治”根深蒂固的现实，盛行的“潜规则”让白纸黑字上的责、权、利形同虚设；是政绩冲动或利益冲动下对“人性关怀”的漠视，逼迫公职和事业单位人员将“饭碗前途自保”去与亲情伦理对撞。

  无论是政府的公务员，还是教师、医生这些有编制的事业单位人员，虽然内心有一百个不情愿，但在现实的境遇中，面对“权力性暴力”，除了极个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少数人采用了“假离婚”的“下有对策”、或求助于媒体报道之外，大多数人只能忍受。原因就是“权力”过于强大，仅靠个体的努力不足以“自保”。屡屡发生的“亲情逼拆”，即使在被媒体曝光之后，也少见有当事决策者被问责、处罚，所谓的“组织处理”也只是停职再复出而已。

  从法律的角度，我们已经有了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等一批法律；关于拆迁，除了众多的“政令”之外，其实也已有了完备的“拆迁法”，可野蛮的“亲情逼拆”，之所以终止不了，根本的原因，还是一句老话，“缺少的未必是制度，而是行动的决心”。

  从维权的角度来看，个人与组织的“对抗”，基本上摆脱不了“胳膊扭不过大腿”的宿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关注阴魂不散的“亲情逼拆”现象，就不能止于某一个事件的公正解决，不能止于某一个官员被“组织处理”，而是要追问，在路径十分明晰的背景下，野蛮的“亲情逼拆”何时才能真正终结，基层行政缺乏法律信仰和挑战法律权威的行为何时才能不再发生。      （郭文婧）

  C

  请调教师工作

  是“亲情逼拆”升级版

  群众对政府的拆迁工作不理解、不配合，政府发动包括在行政事业单位上班的亲属或亲戚在内的人员，开辟“亲情逼拆”渠道，协助做思想工作，提高拆迁工作效率，未尝不可。但是，用领导屡次谈话施压、临时请调教师工作等手段，逼迫相关公职人员“回家”做工作，无疑超越了正当协助政府工作的范畴，实为无赖强拆。

  事实上，关于“亲情逼拆”的例子，此前我们已经见识不少。而关于“亲情逼拆”，早就被指实质是无赖强拆，是畸形政绩观惹的祸，它拆毁了亲情间的信任、干群间的信任、群众对政府的信任等。此次长沙枣子园项目拆迁指挥部请调教师工作临时到拆迁指挥部的做法，让干部人事、城市房屋拆迁等制度虚化于无，无疑就是一种随意打乱相关教师正常工作、强迫群众拆迁的无赖违法行为的进一步严重化。

  这些所谓的“亲情逼拆”，短期看，有一定效果。但问题是，这样的拆迁好听一点，是工作方法问题，不客气说，无疑是一个不折不扣、不择手段的懒政、赖政，是典型官僚主义表现。而从长远看，这无疑是不可取的，矛盾积到一定程度，或有一发不可收拾的事情发生，对于一方政府的形象、声誉，是一个很难挽回的损失。对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来讲，无疑也是一个毁灭性破坏和损失。

  （余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