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增舰

  采访郭成志这个老典型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想：他的“苦乐观”、“群众观”、“生态观”为什么树立得那么牢固，一坚持就是40年不变？这些观念如何牢牢扎根在他的心里？

  毛泽东给了我答案:“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其实，郭成志的“三观”也是在践行党的宗旨实践中牢固树立起来的。

  “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苦乐观，是党章要求的。也许他40年前治山时“多干一个才能当干部”是听党的话，后来他被提拔为脱产镇长，他没有表态，群众便“集体上访”不让他走，这无疑让他感到群众的认可源于干部的“苦乐观”。当又要提拔他当副县长时，他主动找到市委书记辞了官。“乐在与村民同苦之中”这应该是他对“苦乐观”认识上的飞跃。再后来，要他当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首先表示：“不离村、不驻会。”“与村民苦一辈子”，这又是对“苦乐观”认识的又一次升华。他与村民同苦，却“不在盘子外边抄菜吃”，当人们对他说人生在世“不会享受”时，他却说“吃喝玩乐不叫享受，那叫受罪，真正的享受是精神上的享受。”“苦中有乐，乐在精神。”这不正是他将“苦乐观”上升到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吗？他带领村民改造前南峪的面貌一辈子，如今70岁的人了，他没有计算时间老人还给他多少时光，唯独心里想的是“苦”在村民的前边，“乐”在群众的后边。新民居改造，前南峪多数人都住上了新民居，他还住在老屋，他还要当全村“最后一户”,“精神享受一辈子”的追求不能不说是他的“苦乐观”升华到一生的坚守。

  毛主席曾说过，人对真理的认识，不能仅靠经验，还要借助教训。1963 年的洪水给前南峪带来了灭顶之灾，使郭成志感到人不善待环境，环境就报复你，这是对“生态观”认识的初始感悟。后来对一条沟的治理违背了自然规律，受到了100万元的惩罚，这时他的“生态观”上升到不科学治山，也要受惩罚。上世纪80年代，他看到利用资源办企业富得快，办起了破坏自然环境的企业，他破坏外埠环境，留住自己的青山。不久，他关了“吃别人资源”的企业，搞生态和红色旅游，发展绿色产业，“不吃自己的子孙饭也不吃别人的子孙饭”、“保护环境要与社会同呼吸”，由此“不欠本村的子孙债，还清外村的环境债，帮助周边村走好生态路”在前南峪拉开序幕，他抽调32名技术骨干，帮助包括武安在内的70多个村搞生态治山，不计报酬、不讲条件，有难就帮，一帮到底。前南峪生态发展模式在八百里太行不断延伸，河南、山西和河北三省近20个县30多个乡镇143个村受益。由“一个村的生态观”上升到“社会的生态观”，这不正是“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社会责任担当的升华吗？后来，他推出一系列“像善待母亲一样善待环境”的举措，他的“生态观”上升到了人性境界。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反映亿万人们心声的历史担当话语，代表亿万人民的诉求，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党提出的要求。“近者悦，远者来。”叶公与孔子就“如何治理好城邑？”的对答。如果拿“向往”与我们的“圣人”对话，那么郭成志不断调整自己的奋斗目标，不断满足群众的“向往”的实践，也是对习近平总书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注解。现实告诉人们，随着时代的变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在变，旧的“向往”满足了，又会产生新的“向往”，“向往”的变化，决定了我们的奋斗目标永无止境。开始，前南峪群众期盼“擀面板不下炕”、“天天有窝头吃”时，郭成志的“群众观”是让百姓吃饱吃好。上世纪80年代，人们物质生活富足了，要求装电话、看电视，郭成志的“群众观”飞跃到让群众精神上富有，给全村人装了电话、发了电视。当村民向往城里人生活时，他的“群众观”升华到让前南峪成为城里人向往的地方。继而，郭成志的“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的群众观到了更高的境界。郭成志的实践说明，心中有民，眼里就有“向往”的活儿、手上就有“奋斗”的事儿。把群众的呼声，作为决策的取向；把群众的要求，作为干事的标准；把群众的难题，作为解决的主题。只要“目标”奔着群众的“向往”走，就有的是事情做，把群众的智慧汲取充分了，就有的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好办法。

  有人说，利益决定观念。我说，作为农村党委第一书记郭成志的“三观”，来自他对党的宗旨的践行、践行、再践行，坚守、坚守、再坚守。在不断的“践行”中加深理解、变为自觉，在“坚守”中不断认识、升华、再认识、再升华，生成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