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症下药

  刘红旗

  张顺河有两个儿子，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天津。两个孩子，一母所生，可是脾气性格有很大的差异。

  张顺河跟老大聊天，就没法进行下去，不到十分钟，就着急了，他脾气挺暴躁，儿子一不听自己的，他就想骂儿子，他一骂，儿子虽然不吭声，可也不能再聊下去了。但是，老二过年过节回家，他们爷俩能一聊一个晚上，仿佛有着说不完的话。

  跟孩子不能说话，说不了十分钟就得崩，一次一次不欢而散，但也不算是不正常的事。如果是一般的父亲，这就算了，最多把原因归到代沟这事也就完了，张顺河却不这样，他更深刻地思索着，这到底是谁的原因？他认为这不是儿子的问题，而是当爹的问题。你当爹的觉得高高在上，儿子说什么你听不进去，他不随着你说，你就发脾气骂他训他，那还不是你当爹的原因吗？张顺河想，儿子不容易改变，那为什么不改变自己呢？

  思路一打开，事情就顺多了。这几年来，张顺河一直在不断努力改变自己，从心里走近老大，和老大更贴心一些。现在老大回来，他爷俩也能一聊一个晚上了。老大原来和自己说不了几句就崩，现在能到这一步，也就说明，你改变了自己，实际上也就改变了他人。

  张顺河感到自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高兴得要命。

  如果这个感悟仅仅是停留在能和儿子多聊会儿天，多说会儿话，那张顺河的思考就太流于浅薄，他的高明他的成熟他的深刻他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把这种思想这种意识很熟练地运用到群众工作中去了。

  一天，村里一个老中医去找张顺河，一进门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起来。

  原来，他有三个儿子，老大和老三因为宅基地打起架来了，老三脾气暴，气头上拿起砖头把老大的拇指给砸坏了，这事立刻严重起来。老大住院回来，说这事不能算完。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当老人的就想把这事管下来，不愿意嚷嚷出去让外人笑话。

  老中医让老三给老大拿一万块钱。老大说不沾，得拿两万。老三说，咱爹说让我拿一万我就给你拿一万，你凭啥让我拿两万？两人就因为这又吵吵起来，老大急了，说要去派出所告老三。老中医虽然不知道大拇指坏了算啥伤，但这总算是个案件，进了派出所，罚款是小事，拘留你几天也很正常。

  老人明白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他管不下来，就找到张顺河。老中医说完后，仍然哭着说：“我说老大，他也不听，特别犟，你得帮我说说他。”

  张顺河听他讲了事情的过程，也没有急着给他办法，而是对他说：“你看，你是个老中医，别人找你看病时，你是不是先号号脉？”

  他听张顺河这样说，有点莫明其妙：“是啊。”

  “头痛了就拿点头痛药？”

  “是啊。”

  “感冒了拿点感冒药？”

  “是啊。”

  “那你看，要当一个好医生，你就得对症下药，头痛拿点感冒药，头痛是治不好的。老大和老三，脾气性格不一样，你同样用一个办法，去劝说他们，他能接受啊？你要有针对性地下药，老大和老三的药不能一样啊！”

  老中医听张顺河这样一说，就笑了，他点点头说：“对对对，我明白了。”说完，也没让张顺河给他想具体的办法，就走了。

  张顺河又暗地里给老大做了一些工作，老三拿了一万块钱，这事就解决了。

  后来，老中医见了张顺河，说：“你要是当中医，肯定比我更会治病。”

  发现问题  才能解决问题

  刘增舰

  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发现了问题才会有解决问题的办法。

  张顺河从两个儿子身上发现了怎样和不同的人沟通的问题，“儿子不容易改变，那为什么不改变自己呢？”正如“人有各不同，花有百样红”一样，每个人、每件事都不相同，解决问题和治病一样，首先要查清病灶，找准病因，然后区别情况，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

  村里老中医的两个孩子闹矛盾，大儿子不听老中医的劝，是因为老中医劝的方法不对，理儿让人听不进，根子是没有找到病因，药不对症。张顺河明白一剂药不能包医百病的道理，站在中医的角度用中医治病的道理和老中医对话沟通：“要当一个好医生，你就得对症下药，老大和老三，脾气性格不一样，你要有针对性地下药，老大和老三的药不能一样啊！”张顺河把和儿子沟通中悟出的道理用在了老中医身上，是因为张顺河善于发现问题。人们常说，发现问题是水平，解决问题是能力。张顺河帮群众解决问题的能力来源于他心里装着群众，时刻关注自己和群众身上的问题。

  明代大医张景岳曾将“望闻问切”归纳为《十问篇》，其中讲道：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头身、四问便、五问饮食、六问胸、七聋八渴俱当辨、九固脉色察阴阳、十从气味章神见。他还指出，对患者不仅要详细地“问”和“闻”，更要仔细地“望”和“切”，领导干部只有全面了解群众的汗、头、身、胸、脉象等，才能准确地掌握病情，作出正确的诊断，给群众开出管用的药方。

  毛泽东同志用“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来暗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现实面临群众工作中的各种问题，没有一个方程式可以完全解析，也没有一种良药可以包治百病。如果把群众工作中的问题比作是“病”，那么“病根儿”在领导干部身上，有了“病”不能讳疾忌医。治病，首先要查清病灶，找准病因。对待眼下百姓难题应多一点历史视野，解决群众的问题应多一些刻不容缓的意识，敢于面对难题，善于化解矛盾，在解决问题中练就发现的艺术，在化解矛盾中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帮群众解决好生产生活中的问题。

  “刁民”不刁

  刘红旗

  “他说我是‘刁民’，我还说他是‘赃官’呢。这事别说是老河子，就是天王老子来说情，我也不签协议。”百泉村王四成见谁给谁这样说，老河子是支书张顺河的小名，王四成就是要放出话给张顺河听的。

  2003年4月，张顺河走马上任当了百泉村的支部书记。那时，他30多岁，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绘制蓝图，谋划路径，可谓是雄心勃勃，抱负远大。

  要想富，上项目。张顺河思谋着招商引资，做大百泉，致富一方。2003年8月1日，百泉村所属的王快镇划入开发区，张顺河感到机遇来了！

  果然，2004年初，开发区给百泉村引进了一个项目，对百泉村来说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然而，项目占地签协议时，却有村民不同意，嘴上嫌租金低，实际上是对村班子不信任。

  刚把火点着，就有人泼了一盆冷水。张顺河走访村民，分析原因，深入到各家各户了解村民的想法。

  “为什么不相信村干部啊？你心里有啥话就直说，别藏着掖着，说清楚了，也是给我帮忙。”张顺河问一位平常关系比较不错的村民。

  这位朋友掏出了心窝子里的话：“村里欠着外债，老百姓的零工钱都给不了，现在签了协议，如果企业一旦不行，给不了租金，企业也拆不了地也种不了，到时候找谁去要啊？要是你自己个人给俺签协议，俺相信，要是让俺给集体签协议，俺真不敢相信。”

  村民的顾虑有道理。张顺河上任的时候，村里的外债是186万，其中有老百姓很多零工钱，三十五十都给不了，现在一亩地一年一千多块钱租金，你能拿啥给呢？

  可是，他一听朋友不相信村里，但相信他个人，就立刻表示说：“行，既然你相信我，那就以我个人名义，给你担保，如果集体给不了你，我给你。”

  张顺河一户一户地走，大部分都签了。

  最后，就剩一户王四成，任凭张顺河跑断腿、磨破嘴，怎么说人家也不相信，就是死活不签协议，项目没法落地。

  领导“五加二，白加黑”工作，项目落地“挂图作战”。张顺河有点急了，又一次跑到王四成家，一冲动就说了他一声“刁民”。

  “刁民”?这两个字彻底激怒了王四成，刚有点“活口”的事又陷入僵局，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面对又要堵死的路，“下不来台”的张顺河开始反思。如果对方是自己的父母，自己还会说“刁民”那两个字吗？现在，村民有点不信咱，咱说群众是“刁民”，群众不信任干部，说咱“赃官”、“贪官”、“昏官”，咱干吗？于是，村里开会定了一条铁律：村干部谁也不许说村民是“刁民”，不仅嘴上不能说，心里想也不对。

  张顺河又一次到了王四成家，又是赔礼又是道歉，净拣好听的说。“杀人不过头点地。”王四成消了怨气，签了协议。

  事后，张顺河说，群众没有“刁民”，都是“顺民”。说群众是“刁民”，实际是在污蔑百姓。你不小看父老乡亲，群众就不会小看你，你把老百姓看扁了，他嘴上不骂你心里也得骂你。被群众看不起的干部，群众在感情上就不接受你，你说破大天来，老百姓也不听。

  像对父母一样对百姓

  刘增舰

  “说群众是‘刁民’是污蔑百姓。”细品张顺河这句话，说得在理儿。

  “刁民”这个词，在古装戏里的道白中有过出现：“大胆刁民，如实招来！”可在《辞海》却找不到“刁民”两个字眼。

  翻阅《半斗书斋》，发现有关“刁民”的说辞。相传，乾隆六下江南，山水玩腻了，山珍海味吃厌了。最后一次下江南途中，到民间小巷溜达。乾隆见一户人家走出一位家常打扮的标致年轻女子，便假装丢了东西，偷瞧人家。遇到轻浮男子，女子便转身回家，乾隆上前调戏。女子给了乾隆俩脆嘴巴子，他撒了丫子。回到行宫，想拿民女问罪，又怕暴露身份，乾隆只好悻悻写下了八个字“穷山恶水，泼妇刁民”，用以自慰。

  看看乾隆那做派，不禁令人感到民女不“刁”，乾隆倒有点“刁”，那所谓的“泼妇刁民”，是对民女的极大污蔑。“刁民”这个词最先一定出于官之口，而且是庸官之口。庸官无术，把不听话的群众骂为“刁民”。“群众没有‘刁民’，都是‘顺民’。”给“刁民”平反，是实事求是之举。

  某些地方因干群关系紧张而造成工作难推动、局面打不开，其中原因很多，但不可忽视的一条是干部没有摆正与群众的关系，至少不是“鱼水关系”，可能早已变成了“油水关系”。“人之命在元气，国之命在人心。”改革、发展、稳定，主体是群众。关系紧张去“依靠谁”？“把群众看扁了”去“相信谁”？推动工作、打开局面“为了谁”？动不动站在群众对立面到底“我是谁”？

  张顺河说得好：“被群众看不起的干部，群众在感情上就不接受你，你说破大天来，老百姓也不听。”改善干群关系先从干部改起，先从培养同群众感情上做起，先从领导“找准位子”上抓起，像对父母一样对百姓，“顺民”尽在眼前。

  四两拨千斤

  刘红旗

  2003年初，张顺河一当上百泉村支部书记，就去调查村民对班子有什么要求。当时，路灯没安，垃圾乱倒，大街是真正的“水泥”路，一下雨，水和泥搅和在一起，别说汽车，就是自行车也没法进村，更没法进家，都得扛着才能进门。百泉村的人都说，他们不是人骑车而是“车骑人”。

  修路，成了百泉村人的第一个愿望与梦想。

  了解情况后，马上进入实施阶段，张顺河想尽一切办法筹款。当时，村里外债高达180万元，张顺河拿出自己的钱。他想，不管怎么样，一定得把村里的路修了，把路灯安了。

  好事办好不是件容易的事。那时，街道两旁，到处都是村民建的厕所，房前屋后，都是村民栽的树木。要想修路、修街，就需要老百姓刨树、拆厕所。厕所不拆，树不刨，路没法修。村里大喇叭一喊，大部分人积极响应，很快把厕所拆了，把树刨了。有极个别的人不愿意刨树，也不愿意拆厕所，他心里也有个小九九：厕所拆了，他觉着不方便了；树不刨，占着公家地方，再长几年还能多卖几块钱。

  为了赶进度，张顺河决定一边修，一边拆厕、刨树。

  有一天，施工队长找到张顺河，告诉他：“这街，不能修了。”

  张顺河问：“修得好好的，咋不能修了？”

  施工队长说：“修到一户家门前，人家厕所没拆，树也没刨，拱土机不能过，没法往前拱了。”

  张顺河沉吟片刻，说：“那好，你先去现场吧，我一会儿就过去。”

  施工队长一出门，张顺河的脑子急速转起来，怎么去做那一户的工作？想啥法能让他把厕所拆了、树刨了？

  张顺河心想，既然别人都拆了，他不拆，他肯定能找一万个不拆的理由。要是去了，你好话好说，他肯定找理由不拆。如果你说话难听，他也不是“省油的灯”。男的不出来，女的出来也够你呛。骂咱咱不能还口，真上去打咱，咱也不能还手。

  张顺河让“两委”成员全体出动，每家每户都去叫个人到施工现场。没一会儿工夫，就来了五六十个村民。

  张顺河一看差不多了，就大声对大家说：“把大家请过来，我是想和大家商量修路这事。咱大伙的心愿是想把路修了，可是，村里经济情况也确实挺困难，拆厕所、刨树也没给大家补偿一分钱。今个儿，这路修到这里也修不下去了，我想等咱集体有了‘银子’再修，行不行？”

  “不行，不行，那不行！俺的厕所拆了、树刨了，你说不修就不修了，那不能。”听张顺河这么一说，大伙可不干了，你一言、我一语讲着要马上修的理由。

  一边说着，有人站到拱土机前面，挡住它，不让它开走，说：“这路说啥也得修。”

  当时，那户人家的主人也去了。开始，他没当回事，听张顺河和大家伙这么一说， 他赶快就站了出来，说：“我不是故意的，不是我不刨，也不是我不拆，是我这两天确实没空。我得打工，亲家又有事，实在没顾上，我拆，我拆，我马上拆。”

  张顺河和大家伙一听他这样说，马上接住话茬：“是这样啊！那好，你没有空，俺们大家帮你拆。”

  说着，大家伙回家拿铁锨的拿铁锨，拿撬杠的拿撬杠，三下五除二，就把这事办了。

  看着拱土机“轰隆轰隆”往前开，大家伙开心地笑了起来，那户人家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事后，张顺河总结了一条经验，那就是，让群众做群众的工作更容易，这是一个四两拨千斤的巧办法。

  街很快就修好了，路灯也安上了，绿化树也栽上了，公共厕所也建了，和原来相比，一进村，还以为走错路了。

  张顺河的精明账

  刘红旗

  1982年，张顺河和他的三个叔叔合伙办机械加工厂，虽说不上经营得多么好，但也算可以。10年以后，企业做大了，他们又把它分小了，张顺河和三个叔叔，都单独挑一摊，一个厂变成了四个厂。

  转眼到了2003年，多年的商海浮沉，张顺河在村里也算成了富户，就在他梦想当百泉村首富的时候，村里的党员选他当支书。当时，他推脱不干，谁知大家伙不依，村领导也三番五次做工作。村民都知道他办着企业，收入不错，都说他，企业该咋干还咋干，村里的事该咋管你就咋管，只要两头顾着就行。领导也怕他顾了村里，丢了企业，经济受损，对不住他。

  领导的好意他领情，群众的心情他也理解，但张顺河更明白，支腾一个2800多口人的村，不是开玩笑的事，不干就不干，要干就干好。老百姓有句话“和尚顾家，两头不发”。张顺河想，既然群众选择了你，就是对你信任，身在哪里心在哪里，要全神贯注、聚精会神为群众服务。

  张顺河当时就表态，花10万元高薪聘请职业经理，对企业放手不管，一心一意当好支书。干不好，大伙随时掐了。

  张顺河下定了决心，父母、孩子却不支持，都说村里的活难干，是个费力不讨好的事，哪里比得上自己办企业。

  张顺河对家里人说，既然父老乡亲选咱，领导对咱信任，咱自己致富也不能忘了乡亲，一个人有钱不叫富，带领乡亲们都有钱了，那才叫富！

  10年过去了，他三个叔叔的企业都比他的干得好。三叔的企业资产保守说也有亿元，而他还不抵人家的十分之一。有人给他算了一笔账，说是老板变村官，损失几千万。

  张顺河心里很清楚，这话一点不假，没有半点夸张。但他仍然无怨无悔，乐此不疲。于是，有人说他傻，有人说他癫，有人说张顺河这支书当得不值。

  不管说啥，张顺河都理解。一个人一个活法儿，路是自己选的，有走独木桥的，有走阳关道的。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不一样，追求就不一样。不管别人说什么，也不管别人怎么看，他觉得：当官别想发财，发财别想当官。

  其实，张顺河有另一本精明账。

  按个人说，从他损失几千万算起，百泉村村民去年人均收入已经到了11400元。他任职10年，村民人均增收8000元。当支书那年，村里欠债180万元，如今集体资产2000万元，增长了10倍。算一算集体和村民的利益账，这10年5个亿也打不住。他损失几千万和这个相比，哪个更值？而这是拥有亿元的企业老板不容易做到的。即使一些老板做到了，但他们是一花独放，也不是春色满园。

  2020年，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全国人均11838元，而张顺河给百泉村描绘的梦想是人均2.5万元。到那时，百泉人的腰包超过全国，要跑到全国的前头哩。

  有人问张顺河，你家有几口人，他回答说2863口。那人说，他是“装蒜”，他说不是“装蒜”是“装人”，心里装下全村人。

  正是他装下了全村人，他才会算出这样的精明账！

  难怪有人说，张顺河这家伙，真精！

  “你可别拿我不当自己人”

  刘红旗

  2013年农历四月二十二，远远就能听到百泉村的上空飘荡着《朝阳沟》的唱段，原来，今天是村民刘义路的儿子结婚的日子。

  刘义路家的院子里支着大锅小灶，摆满了桌椅板凳，到处充满喜气洋洋的高兴劲儿。

  “走，到刘义路家道喜去。”到了吃饭的时候，张顺河约齐村干部，向刘义路家走去。

  百泉村以前有个不成文的风俗，村民们谁家孩子上个户口啊，量个宅基地啊，都得请村干部喝一壶。张顺河一上台就把这个毛病改了，凡是这种事，一律不准吃老百姓的饭。但是，张顺河规定，有两种饭是必须要吃的，那就是谁家有了红白喜事，村干部必须到场。家有红事，村干部去捧个场，添个人气，也让主人家的亲戚朋友看着，让他们感到主人家在村里的威望好。白事更不能缺位，办丧事是家里的大事，也是村里的大事，全村700多户2860口人，不管说没说，谁也不许装不知道，有困难解决困难，没困难到家里看看也是一种安慰、一种关怀。

  这天，刘义路家门里门外热闹非凡。院里的大锅“咕嘟咕嘟”地响着，香气弥漫了半条街。人们端着饭碗，有站在院里的，有蹲在街边的，口里吃着香喷喷的饭。

  “里边请，屋里坐。”张顺河还没到门口，管事的就出来迎接了。

  张顺河一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他是要把村干部请到屋里，隔另上几个菜，再上点酒，表示对干部的敬重。可是，这样无形中就把干部和村民分成两个等级，两个层次，中间划开一条沟，拉开了距离。在张顺河看来，这个隔另对待，就是把他当成了高人一等的干部，没把他当自己人。

  “别这样，我们就在外边吃大锅菜。”张顺河一边说，一边去拿碗筷。

  “还是去屋里吧，屋里安静点，别和他们在这闹闹哄哄的。”家人也迎出来，热情地让着、拉扯着。

  “你可别拿我不当自己人啊！”张顺河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你要不把我当自己人，就拉倒。”知道张顺河是真心真意想在外边和大家一块吃，主人家不再多说了。

  “那好，来，我给你舀菜！”厨师伸出手去接张顺河的碗。

  “你可别拿我不当自己人，我自己能舀，你吃你的吧！”张顺河说着拿起了勺子，怕厨师想隔另给他多舀几块肉。

  张顺河可不想和乡亲们隔另开。他盛过菜，拿了两个馒头，蹲在地上，和大家伙一起有滋有味地吃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