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枫逸

  17日下午2时许，广州天河区车陂街道城管执法中队两名城管队员，对一占道经营的卖菠萝小贩进行劝导执法，小贩突然挥刀袭击，27岁的城管队员苏家权被砍伤7处。广州市城管委主任危伟汉表示，广州市副市长谢晓丹已下令全力追捕凶手。“最痛的不是被砍了7刀，最痛的是得不到理解”。（3月18日《羊城晚报》）

  被砍7刀的城管命运值得关切，“最痛非刀伤”的困惑彷徨更发人深省。在危伟汉主任看来，仅有9名正式编制的城管执法队员，管理一个20万人口的车陂街道，连周末都没有休息，换来的却不是理解配合，而是横刀相向。显然，这种“奈何明月照沟渠”的无力感和挫败感，带给城管部门的打击是更致命的。

  事实上，“最痛非刀伤”并非个例。从1997年北京宣武区成立全国第一支城管队伍至今，“16岁”的城管已然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道风从哪里吹来。过去的简单粗暴执法，“打人不见血”的执法秘籍备受诟病，现在的“温柔执法”、“劝导执法”、“美女城管”也收效甚微。一直以来，城管与小贩之间的冲突始终没有淡出公众视线。不同的是，城管打人会招来网友的口诛笔伐，城管被打面临的则是一些人的幸灾乐祸。

  城管部门所作的改变和努力不否否认，缘何不能在日常执法中春风化雨，症结就在于这些尝试只是停留在形式层面，而没有触及矛盾深处，自然无法在市民小贩中产生共鸣。《南风窗》杂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城管之痛源于秩序美学对公务化暴力的召唤，“城市政府往往会把对秩序美学的先验渴望，渗透进对‘异质’、‘他者’进行控制、驱逐的制度设计中”。只要城市管理者眼中的城市定位依旧是高楼大厦、光怪陆离，只要贩夫走卒依旧被先入为主地设定为假想敌，城管执法中的对立和矛盾就不可避免，冲在一线的城管队员和流动小贩注定成为制度的牺牲品。

  近年来，对于城管执法，人们谈论最多的两个关键词，一是堵疏结合，二是文明执法。在广州这起事件中，当地城管部门似乎都做到了。街道设立有流动商贩疏导区，队员也是文明、公正执法，劝导小贩离开。就此，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提高文明执法程度的同时，也必须提高街道人口素质，为城管创造和谐的执法环境。”笔者认为，在把7刀之殇推给市民素质和执法环境之前，城管部门首先应扪心自问，从自身查找原因。

  比如，堵疏结合是否布局合理，在园林建筑设计中，一个经典理念就是沿着游人在草坪上自然踏出的痕迹设计游园小道，因为艺术是人性化的最高体现，最人性就是最好的。以此推彼，我们的流动商贩疏导区有没有做到人性化，是尽可能照顾到小贩经营和市民购物，还是只为管理方便眼不见为净？再比如，文明执法有无换位思考，在劝导小贩离开的同时，有没有了解他们的意见心声，从而在今后的管理中“民有所呼，我有所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