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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哥儿五个”
  五台相机,见证着时代的变迁。

  吕富荣

  我在少年时就喜欢照相,上世纪70年代,谁有一台6×6双镜头照相机,我简直羡慕极了。在1979年冬,我托人用104元买了一台海鸥4B型双镜头反光照相机。从此,开始给家人、朋友照相。我出差时带上,走到哪都拍个照留个纪念。但是,照相本身是一种消费,由于我每月才挣46元,感觉压力不轻。于是,我和一个亲戚就想用照相机挣钱,最起码把买照相机的钱挣回来。1980年春节刚过,我俩便骑上自行车到周边的山沟里给老乡和部队的战士照相。开始老乡不了解我们,人家不照。我们就先照相不收钱,下星期我们把照片和底版拿过来,人家看着好,就给一元,认为不好,就白送给人家。我们白天在山里照相,晚上回到市里,把胶卷让照相馆冲洗出来,照片我们在家里自己洗,然后再用花边剪,把洗好的照片剪好装袋。就这样,我们从正月初三一直到“五一”节后,利用星期天,不仅挣回了买照相机的钱,还挣了一点。这就是我的第一台照相机。

  随着彩色胶卷的普及,我这台120照相机有些不适用了,就买了一台柯尼卡傻瓜照相机,但此机镜头不可变焦,为了照一张画面布局较好的照片,往往是手拿照相机走来走去,非常不方便。在1994年,我又买了一台凤凰牌28-70可变焦照相机,一直用到2004年。此时,数码照相机已经很普及了,由于当时自己刚学电脑和数码技术,担心购买了高级的照相机之后自己玩不转,于是,就买了一台理光R1V数码照相机,同事调侃我是小儿科。我发现数码相机的最大优点是不用胶片,成本较低,不仅体积小,携带方便,而且还可以随时随地观看影像效果,在电脑上可以修改和制作。

  2008年,我又买了一台佳能450D18—200单反数码相机。这台相机确实方便,而且,成像质量很高。我用这台佳能数码相机拍摄的风光图片先在《河北法治报》刊发,后来又在《检察日报》刊发。2011年11月,我的一幅图片参加了全国“纪念中国检察制度创建80周年书画摄影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并荣获三等奖。检察长发现我的特长后,把我调到院政治处,专职搞摄影宣传。这样,我就更有机会接触检察业务的题材了。后来,我拍摄的反映检察工作的图片陆续刊登在《检察日报》、《河北法治报》、正义网上。更可喜的是,2012年,我拍摄的新闻图片在《河北法治报》第一版刊登了三幅。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我的“哥儿五个”,是它们在不同的时期帮助我取得了摄影成绩。

  现在,每当我闲暇时,就拿出我的“哥儿五个”,看看它们,摸摸它们,并和它们说说话。它们不仅是我摄影生活中的帮手和伴侣,更是我感情中的“亲兄弟”。

  

  

  

  

  

  

  

  

  

  

  

  

  (作者单位: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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