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琦

  “公枪私用”事件，引发对警察持枪问题的关注。因流动人口多、治安环境乱，深圳警察长期以来有配枪的传统。也曾有持枪不敢开枪的时期，不过仍因治安原因，打击暴力、果断开枪被鼓励。深圳市公安局局长李铭曾说，警察的手中的枪不是烧火棍。（12月13日《新京报》）

  不久前发生的民警李才绅杀人事件和罗湖派出所惨案，让警察手中的枪一时成为了烫手山芋。是领还是不领，是出手还是不出手，这是个问题。深圳、广州等地“砍手党”“飞车党”频现，面对凶残的歹徒，仅靠振臂一喝恐难奏效，警察配枪震慑意义不容小觑。同时，一旦遇到暴力抗法，在紧急情况下只有勇敢开枪，方能保百姓平安，保自身平安。

  需要看到的是，配枪杀人毕竟属于个案，因此给警察配枪施加过重压力，导致警察不敢配枪，不敢用枪，那就是矫枉过正了。过分的武力和过分的懦弱，都不应该出现在警察的身上。千钧一发之际，稍有犹豫，付出的可能就是百姓或警察自身生命安全的代价。警察手中的枪不是烧火棍，该出手时就出手，在正确的时机敢于“亮枪”，才能保护自身的安全，成为人民的保护神。

  但不可否认，警察仍属拥有强大力量的强势人群，所以必须有相应的约束机制，否则一旦该权力被滥用、误用，必将对公众的生命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李才绅一案就是“开枪权”滥用的典型。因此，对警察何时用枪、如何用枪，必须有完善的法律法规限定。

  1996年，国务院曾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对警察使用警械、武器的条件进行了规范。但是在现在看来，规定中仍有许多地方不够细化，相对模糊，例如警察何时拔枪及情形限制均未在该条例中提及。同时，鼓励警察开枪，不能只拿警察“开枪权”说事。警察每天要面对鲜血、掠夺、痛苦等黑暗情绪，这都对警察的心灵是一种冲击，造成负面情绪累积，一旦失控，持枪人很容易就从保护者变成了毁灭者。关注警察的心理压力，定期对警察进行心理疏导，也应写入相关法律。在香港，警察如果在定期心理测试中发现有暴力倾向，则会暂停配枪及前线任务，从而把潜在的危险扼杀在了萌芽之中。此外，还应构建有效的事后调查制度，一旦出现警察开枪事件，应有专门人员进行调查处理，得出科学公正结论。

  规范枪支使用，才能让警察敢于开枪。法规的完善能够保障行为的准确，及时修订相关法律，加强枪支使用管理，这不仅是对人民的保护，更是对警察的保护。有了相对细化的“开枪”标尺，才能让警察心里有底，手上不慌，用好这把“双刃剑”，保一方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