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永

  作为记者，这些年，我调查、采写监督类稿子较多，其中的苦辣酸甜、艰难曲折自有很多感受。

  去年春天，我接受对一起承包荒山案子的采访任务。出于对法律的虔诚、敬畏，出于对当事人的理解和同情，作为记者的我，踏上了艰辛的调查采访之路。

  案发地位于太行山深处。我从县城搭摩托车到当事人所在的村子，再搭摩托车从村子去争议的山场。其间路途蜿蜒起伏、崎岖不平，摩托车在坎坷的山路上左摇右晃，颠颠簸簸，当地人开车又猛，有时简直就像赛车。尽管我不停地让司机慢点慢点，到头来还是捏了一把汗。

  在争议地现场，我细致地查看，对在诉讼中涉及的争议地四至、争议地上的围墙、树木、堆放的大理石等关键点、物，我都一一核实。

  在调查当事人时，其中一方的当事人是一位长得粗壮魁梧、年逾60的老汉。他说他为此案跑了多年，去了很多地方，光材料就有“一麻袋”，要求记者跟他去看材料。我便跟他来到他的住处。当时天气很热，小屋子里又热又闷。他搬出一口袋材料，哗啦啦倒在沙发上、地上。一股旧纸、尘土味儿扑鼻而来，很呛人。他索性脱掉上衣，光着大膀子，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跟我说起这些年的诉讼及苦楚。说到激动处、愤怒处，他便站起来吼，花白的头发也仿佛立起来，炸起来。他对本案中涉及的民事、民事诉讼、刑事、刑事诉讼的相关法条抠得很细，研究得十分到位，时不时用当地口音、方言解释法律，对诉讼中的一些问题不断地提出疑惑，又不停地追问。我一边听，一边做记录，由于他说的当地话我很难听懂，便不断提醒他用普通话讲，慢一点讲。在离开他的住处时，我忽然觉得很累，身体的累，精神的累，心的累。

  就这样，在奔波了两三天后，我基于掌握的许多第一手材料，写出了3500字的内参。内参刊出后，很快得到省市有关领导的批示。

  省高院对此案给以足够重视。省高院领导相继作出批示，并听取该案的办案情况汇报，进行专案研究。省高院有关办案部门拿出具体解决方案，并约请采访记者到省高院做情况沟通。报社、记者的工作，推动了该案的解决。

  在我20年的记者生涯中，采访过的一些“小人物”给我印象深刻，他们往往无权无势无钱，却能为他人利益、自身合法权益奔走呼号，韧性追求。我为他们所感动，对他们油然产生敬意。新乐有一位农村妇女叫董二花，突然遭遇天灾人祸，丈夫病逝，儿子被杀，媳妇走了，一时间家破人亡。孤苦的她为儿子的案子多年奔走。当地的乡、村两级干部找到我，希望我依法给她帮忙。我见到董二花时，她怀抱的一大摞破损牛皮纸袋装的材料吓了我一大跳：太多了！她满脸沧桑，看上去的老态比实际年龄大得多。其后，我多次为她的案子和有关部门接触、沟通，呼吁关注她的问题，使她的案子能公正地“案结事了”。她因此得到一些关照和补偿。

  有一天，董二花来到石家庄给我打电话，要求到一处公交车站牌处见面。当时天气很冷，冷风不停地吹。我见到她时，见她背着“材料兜”，提着一白塑料桶油，其实那白塑料桶表面已脏得不白了。她说是给我带的花生油，在自己村磨的。我说不要，无论如何。她的两眼立时满溢泪水，大颗泪珠流下来。寒风不停地掀动她的头发，吹着她面颊上的泪珠。我的心一阵酸楚。我后来曾经想写一篇文字，题目就叫《风中董二花》。  

  （作者为本报新闻中心副主任）